由於這兒聚集了來自全場各個角落的勞改成員，消息比在西荒地多多了。不久，東區與女隊有接觸的一個同類，給我送來一個信息——張滬離開了反省號。她之所以被勒令反省，因為回北京探親時，給一個同類私帶出去過一封什麼信件，她是出於共患難的友情，並不知道信的內容，此為她進反省號的原因之一；其二，在反省號內，她每天畫小兒子的肖像，被認為態度不好，抗拒“文革”，抵製改造。所以那次我去看望她時被拒，夜宿停屍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我養病期間，張滬通過隊部，又轉來一封短信。信中要我為她去漢沽配一副近視眼鏡，她戴著的那一副鏡片壞了，所以此事急如星火。我當時肋骨之傷，雖然已不太疼痛了，但是要到漢沽還有困難。王金柱為此特地借了一輛自行車，馱著我去了漢沽一趟，除按照度數給她買了眼鏡之外，我還在那小城裏買了一輛二手車——我勞動需要它，可以節省路耗時間。我去看望張滬也需要它，幾十裏的路程有它就方便了。同時，我在那個小城的十字路口，第一次看見了一張寫有“黑五類宣言”的小字報。內容不外是對“文革”血腥屠殺的抗議，論述物極必反的道理。當時圍觀的人很多，但是竟沒有一個人出來幹預——能不能從這張小字報上看出來一點民意，中國人已經從盲目崇信“文革”，到開始反抗“文革”了？
這張小字報留給我的印象極深。當我又重新與牛為伍的時候，在暗暗的夜路上，我似乎模模糊糊地感到，黑暗快到盡頭了。我手扶著小車的車把，默念出雪萊的詩：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遙遠嗎？！這是我在與牛為伍時的惟一快樂，也是惟一的安慰。在曆經一個多月的晝眠夜出的勞動之後，我覺得自己成了一頭兩條腿的牛。
在返回五八二那天，我沒有坐卡車走。我騎上自行車，先去北磚窯給張滬送去眼鏡，然後回場。
在接見室，她說我瘦了，瘦成了人幹。
我說：“我還會好起來的，你也一樣。”
她說：“你又在說夢話吧？”
我告訴她我在漢沽看見的那張小字報。
她說，那還很遙遠。
我說，在希望中生活，比在絕望中生活要好。
她神情憂鬱地說：“你總是愛做夢。最近我想了想，這倒也好，兩個人如果都是一種類型，我可能更絕望了。”
那天，隊長破天荒地允許她送了我一程。時值冬尾，我倆穿著襤褸的棉裝，行走在無人的荒野。在一棵枯樹旁分手時，她從棉衣口袋裏，掏出一張她為小兒子畫的肖像。她說她在反省號期間，把一張張用來寫檢查的白紙，都畫了兒子的肖像了——她是為家庭而活下去的，否則她絕不苟且偷生。
我說：“你千萬要堅強地活下去，春天一到，就像這棵枯樹還會返青一樣，我們還會有生命的綠色。”
“在哪年哪月哪個時辰呢？”
我雖然又對她背誦了一遍雪萊的詩，但我當真不知道我們腳下的風雪驛路，究竟還有多遠。也許我們的生命真的要像陪伴我的那頭牛一樣，周而複始地沿著泥濘的車轍，走著無盡的長途了……
呂熒之歿
從海河工地回來，全隊整休了兩天。整休之後的第一次出工，是我勞改史中不能忘卻的一天。那正是1969年的2月末，我與同組成員張奎令奉命趕著馬車到靠近老殘隊的蘆葦塘去拉蘆葦，是冥冥中的天意，還是文化人的緣分？不知道，直到現在我也回答不出這個問題。那天，我見到了一度被打成胡風分子的美學家呂熒。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呂熒在“文革”中被發配到了這裏。十分湊巧，我們在葦垛上往大車上裝蘆葦的時候，老殘隊有一個看上去還很年輕的病號，也來這兒用小平車拉蘆葦。他麵黃肌瘦，在往車上裝蘆葦時，突然暈倒在蘆葦垛旁。“都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和張奎令忙跑過去把他從葦堆旁扶了起來。他說他心髒有病不能動，在地上躺一會兒就好。
張奎令因打架進的勞改隊，他身強體壯，為人豪爽，他讓我照顧一下這個病號，獨自一人去裝葦車。我替那個病號，裝好一小平車蘆葦，張奎令看那病號的神色，仍不見好，便叫我幫他把葦車拉到老殘隊去。
來拉蘆葦的老殘隊病號，名叫薑葆琛。當我也報了姓名之後，他說他知道我過去是個青年作家，並說我是他未曾結識的同類。我最初有點不太相信，因為我的同類老右，在氣氛寬鬆的日子，都曾謀麵於三畬莊，當時並無薑葆琛這一號。他告訴我他並非勞教人員。“文革”開始以後的1966年，一部分社會上的不可信任分子，被勒令“強製勞動”，先送至北京城郊的天堂河（離團河農場不遠）農場，後又被押送到了茶澱。他在清華大學水利係的時候劃右，屬於“自謀出路”的三類處理，由於是自謀生活出路，他先在社會上幹些零散活兒糊口，後來曾流竄到雲南西雙版納原始森林（薑葆琛後來與我在山西勞改隊再次相逢，成了我的朋友，他在老右中是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詳見本書第三部《離離“原上草”》）。薑葆琛還告訴我，他的忘年之交——我昔日的一位前輩同行呂熒，也被囚禁在五八五老殘隊。
我當真吃了一驚：“在哪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