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手扶著我拉車的車把，有氣無力地向老殘隊的監舍指了指。
“他怎麼也來到了這兒？我記得反胡風運動以後的第二年，他就結束了‘隔離審查’，消息是見諸於《人民日報》的。”
“天空時陰時晴，而今連老帥們都打倒了，他不來誰來！”
盡管他的話說得合乎邏輯，我還是有點兒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據我所知，這位文學長者始自於1935年——他在北大史學係讀書的時候，就參加過著名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後來在武漢《七月》叢書中開始了他最早的文學生涯。特別是新中國剛剛成立之初，他隻身離開台灣，繞道香港回到北京，是參加全國第一次文代會的代表。他會德、俄、英幾國文字，我在解放初期，就在西單舊書店裏讀到過他的幾本譯著。歸國之後，筆耕不輟，翻譯過莎士比亞、普希金的作品，是個非常受讀者尊敬的文人。
薑葆琛對我說：“你沒有忘記在你們作協批判胡風的時候，文藝界噤若寒蟬，隻有一個為胡風申辯的人——他就是呂熒。胡風被定性為反革命後，敢於去看望胡風的，還是呂熒。”
我說：“那時我還是小字輩，沒有資格參加批判胡風的會議。可是我聽到過呂熒當眾為胡風辯解的事。”
“你想想，就憑這一點，‘文革’能放過他嗎？”
不用再多說什麼，我已然全明白了。
我拉著蘆葦小車，因為薑葆琛要不斷地歇息，我們走走停停，走了很長時間。這倒也好，一路上，我從薑葆琛那裏知道了很多有關呂熒的事：薑葆琛在社會謀生期間，已經結識呂熒了。“文革”前夕，薑葆琛幾乎成了呂熒的生活助手（因為呂熒與妻子早已分手）；雖然那時候呂熒有時還寫一點文章，但精神已經處於崩潰的邊緣。每每薑葆琛去他家時，常見他木呆呆地擺弄古字畫之類的東西。有一兩次，薑葆琛甚至發現呂熒在屋角大小便。薑葆琛出於對呂熒的尊敬，有時為他打掃衛生，或幹些零星雜事。薑葆琛家在張家口，北京隻有個姐姐，所以有時間常到呂熒家走走。但是薑葆琛沒有想到的是，“文革”乍起，他和呂熒都分別被認定是不安定因素，同時受到“強製勞動”處理（在勞改隊內部簡稱“強勞”）。也算是一種緣分，兩個苦命人先後都被押解到了天堂河。
薑葆琛告訴我，呂熒的生活能力很差。他是抱著一台英文打字機和譯成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走進勞改隊的。大概是出於怕停電的心理障礙，還把一大包蠟燭帶進了天堂河農場。一個蓬頭垢麵的文化人，進了勞改隊，已然受到小流氓們的注意，加上英文打字機以及蠟燭等東西，因而呂熒在強勞人員中被視為一個兩條腿的怪物。小流氓們常常拿呂熒找樂，而找樂的方式，就是不斷地偷拿他的蠟燭。因為他每每丟失一支蠟燭，都要東找西找，找不到時，他就變得瘋瘋癲癲。一些來自於社會底層沒有任何文化的小痞子，對此樂不勝收。待從天堂河轉移到茶澱時，呂熒帶進來的那些東西，已經一無所有。呂熒傷痛的心，為此而一次次流血是可想而知的。
茶澱的生活條件，比天堂河還孬，這兒地處渤海之濱，冬天鹽堿灘的大風一刮，呂熒凍得渾身哆哆嗦嗦。薑葆琛知道這個大文化人的價值，為保護呂熒的身體，常把自己穿的破棉大衣給呂熒披上。但是這裏不僅僅是寒冷，還伴隨著饑餓，本來身體就不好的呂熒，形神枯槁得如同叫花子一般。在好天，他惟一的去處，是蹲在牆根下曬太陽；到了大風吼叫的日子，他身穿著麻包片般的襤褸衣衫，躺在土炕上等死。
“該怎麼對你說呢？”當我們走近了老殘隊的隊址時，薑葆琛對我感傷他說，“那形象就像是電影《紅岩》中的華子良。華子良還能圍著監舍跑步，而呂熒不用說跑步，連走路都不行了。獄醫說，他熬不過今年夏天。”
我拉著葦車，慢慢地向前走著。不知為什麼，我怕見到呂熒了。我之所以幫著薑葆琛把葦車拉到老殘隊，一是出於對這位來自清華大學的同類的關照，更為重要的心理需求，是想見上呂熒一麵。我把車把往地上一放，十分矛盾他說：“就送你到這兒吧，我們的葦子車怕是在等我了。”
薑葆琛說：“你既然已經到了這兒，還是見上呂熒一麵吧！”
我遲疑地望著那幾排破落的房子。
他抄起小車車把說道：“走，跟著我走，老殘隊沒有你們隊那麼多規矩，反正他都是快要去見上帝的人了，隊長都怕進這個院子。”
自我鬥爭的結果，我還是跟他去了——當時我沒有想到有一天，我的筆下會出現呂熒的名字，我去看呂熒，完全來自於“物傷其類”的良知感召。直到今天，我也忘不了那令人心碎的一幕——呂熒躺在炕上，已經完全喪失了人的外形；昔日的一位大寫的人，此時抽縮得如同一個小小侏儒。說得更確切一點，他成了一具隻會出氣的木乃伊。我在勞改隊見到過不少的死者，但從沒有一次，像這次這樣使我為之淚落並為之動容的——在呂熒這具活屍麵前，我失去了嚴酷生活賦予我的冷靜。歸途上，同組的成員張奎令與我說東說西，我則緘默得像個啞巴。我似乎覺得我們的車上，拉回來的不是“腹中空空”的蘆葦，而是沉重如鉛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