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滬原來的改造地點，緊挨著總場的葡萄園，我不知道女隊的新址北磚窯在什麼地方。直到我走到總場附近，才從一個“二勞改”的嘴裏得知，它在農場的最東北角，那兒是東區埋死人的地方。聽他一說，又增加了我的怏怏不快之情，我已經走了近二十裏路了，目標還在北方——那兒是亂墳崗子。
好不容易走到終點，天色已近黃昏，女值班員向她們隊部稟報了我來探視，不一會兒走出來一個身材瘦瘦的男勞改幹部。他領我走進一間鐵絲網裏的房子，開門見山地對我說：“我是女隊的指導員，姓楊。你是張滬的什麼人？”
我答：“我是她的丈夫。”
“你叫什麼名字？”
我自報了姓名。
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好一陣子，大概確認了我不是冒充張滬丈夫的人，才讓我坐在一條木凳上。接著我的神經便一陣緊似一陣。這位幹部告訴我：“她在這裏改造得不好，一股知識分子的傲氣，始終沒有去掉。這兒是什麼地方，是讓反動知識分子脫胎換骨的地方。是龍你也得蜷起來，是虎你也得趴下……”
我的心頓時亂成一團。因為前兩次來——盡管那時我還沒有解禁，她們的女隊長從來沒有對我說過類似的話。他態度嚴峻，對我說話時，兩隻眼睛閃爍出咄咄逼人的光芒。我拚命鎮靜著自己狂跳的心，大著膽子問道：“指導員，她有什麼具體的反改造的事情嗎？”
“她跟女隊中的一個反革命關係密切。至於更具體的東西，你無需知道。”
我問了等於白問。
他說了等於沒說。
說這些話時，屋子裏的電燈已然亮了起來。看見燈光，我的心反而安定下來，反正過一會兒，張滬一到我什麼情況都會弄清楚的。但是我想錯了，那位楊指導員與我談了談要我對張滬進行幫助之類的話，便對我毫不含糊地說道：“這次你們不能見麵，她正在反省號裏反省。你嘛，天已經快黑了，今天也就不用回你們五八二了，明天一早你再走吧。”言罷，他竟自走了。我追出去兩步，見他正與女值班員交代著什麼事情——然後，那女值班員走了過來，把我帶到一排碎磚頭壘起的房子裏，告訴我今夜就住在這裏。
我看了看，那是一麵土炕，已然散了骨架的炕席上，有幾床被子攤開著。從色澤上看，至少有幾年沒有拆洗過了。
“指導員說讓你等一下，我去給你到女號食堂打晚飯。”
我說不必了，我可以趕回我們分場去。
她說：“那可不行，指導員讓你住在這兒的。你走了，我擔不起責任。”
我知道她也是一個“二勞改”，我當真拔起腿來就走，她就要去重新請示。再加上我也確實感到累了，在這兒過一夜就過一夜吧，這是命運的安排。
她要給我去打晚飯，我請她留步，並懇求她說：“有一件事，還得麻煩你一下，這兒有兩包點心，是我們同組的人去漢沽時買來的，你能不能轉給張滬？”
這位積極分子對我板起了臉：“剛才你為什麼不直接交給隊長？你不是不知道這裏的紀律，一個反省號是不能接受家屬任何東西的！”
我麵紅耳赤地站在她的麵前，尷尬之後，我告訴她不要為我打晚飯了，帶給張滬的東西就夠我吃的了。但是她還是不折不扣地執行指導員的指示——給我端來一碗粥和兩個窩窩頭。我渾渾噩噩地坐在炕沿上，如同木偶一般，呆坐了很長一段時間。先是後悔不該來跑這趟冤枉路，繼而為張滬的命運憂慮起來。進了勞改隊，我被生活這把雕刻刀，已雕刻成了非我；而張滬則像是一塊水晶石，任時代塑來塑去，似乎沒有多大的變化。我在對她崇敬之中常常感到悲涼，因為這是要付出代價的——她已然自殺過一次的病弱身體，經受得住這麼折騰嗎？
粥早就涼了。我打開點心包，一邊喝著冷粥，一邊掰食著硬得如同石頭一樣的點心。從牆洞中鑽出來的幾隻紅眼耗子，搶食著落在地上的點心渣子——後來我索性把吃不下的窩窩頭，掰開揉碎讓那幾隻饑鼠吃個夠。待我感到心力交瘁，囫圇個兒躺在土炕上時，才發現有一股冷風吹了進來。仰頭看看，原來後牆牆角，有一個大大的圓洞。根據我勞改多年的經驗，這洞並非自然塌落，而是用鎬頭特意刨出來的。在房子裏刨一個洞幹什麼，我想來想去，判斷出這是一間停屍房——我身上的被子，是死亡號留下來的。想到這裏我一躍而起，走出房間溜到房後，借著月光朝四周看了看，房後是一片枯草，但是在緊貼著圓洞的地方，被車輪壓成一道道車溝。我不是福爾摩斯，但是根據勞改生活的啟示，我揣摸出那個圓洞，是為了從房裏向房後順死人的——生者把死者順著牆洞推出來，往大車上一扔，就奔往北磚窯的墳場了（後來，我從張滬嘴裏確知，一切都與我的推斷一模一樣）。
我一夜無眠，第二天早上“打道回府”。
我滿懷希望而去。
又塞滿惆悵而歸。
與賊同醉
從女隊歸來以後，我心情的淒迷到了頂峰。記得在返程途中，我坐在離五八二不遠的一座小橋上，流下了一個男人不該流淌的眼淚。時代對我們是不是太苛刻了——特別是對於曾被國民黨拉上過特刑廳的女共產黨員，現在讓其反省與反革命分子的關係問題，這是她一個人的悲劇，還是曆史的悲劇？我太了解她了，她是不會向壓力低頭的，這會不會又釀成她的另一個新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