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監號，幾個同組成員開我的玩笑道：“久別勝新婚，夜裏幹了幾回？”
“他媽的，你比我們強多了，一抬腿就能去天河配！”
惟有那位法國的傳教士高學海，似乎看出我的情緒並不太好，用同情的目光看著我。他自言自語了幾句誰也聽不懂的法語，抒發他自己的心緒——他究竟在說什麼，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想知道——我給他起了個“高老夫子”的綽號，在組裏除了我對他十分尊敬之外，幾個解禁的流氓罪犯，實際上把他看成是一個影子般的人物。
我隻好把淚往肚子裏流。在勞改生活中，我不能過多地流露真情，因為這裏的隊長已然不是董維森的類型，他們兩隻眼睛時刻在盯著思想犯。一旦哪個地方出了問題，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過了10月，接近了年關，勞改隊要例行文藝演出。有一天，崔指導員把我找到他辦公室：
“你把你們組學‘毛著’後，立刻見行動的好人好事寫一下。”
“您看，我該寫誰呢？”
他說：“你們組裏何××（我已忘記他的名字了），因為是個慣竊，才有個‘何大拿’的外號。這你知道嗎？”
“知道。”
“他學了‘毛選’中的‘老三篇’以後，可以說是立竿見影有了變化。前兩天，他在收工的路上，拾到了五毛錢，交到中隊來了。你就寫寫他這一段吧！”
我隻能點頭稱是——盡管我明白並不是那麼一回事，我還是應了下來。之所以如此，當時我們組正幹著刨凍土的活兒，每天掄鐵鎬刨凍土的活累我倒是不怕，怕的是那漫天漫地的白毛旋風，吹得人睜不開眼睛。前文已經說過，這兒是個大鹽堿灘，七八級的大風一刮，一片白黃色的沙塵吹在臉上，苦鹹苦鹹。凍土有三四十厘米厚，手上震裂的口子雖然貼滿了膠布，還是照常開裂。留在監號寫點順口溜一類的東西，可以少受點風沙之苦，這是原因之一。之二，讓你寫你就得寫，否則是個政治態度問題——與其如此，何樂而不為？！
進勞改隊以後，我已經多次幹過這種差事。但是每每充當這種角色時，常常勾起我死去了的文學的夢幻，實在有愧於心。同組的人都知道，“何大拿”不過是變了個小小的戲法：他自己先把五毛錢丟在什麼地方，再當著別人的麵，把錢從那地方拾起來，然後把錢送到隊部辦公室——戲法就這麼簡單，一下就成了學習“老三篇”的積極分子了。寫！我還得把假的當成真的寫！
整個的時代，都跳起了假麵的忠字舞，一個“二勞改”，還要什麼自我清高？
到了新年，我寫的《“何大拿”學毛著》，是以山東琴書的形式演出的。我們全組人員，一起上陣。為此，我們全組得了個集體學“老三篇”的優秀獎。在台下聽著隊長表揚我們的時候，我的心在暗暗發笑：好一個“何大拿”，一個小小的把戲，不但給自己的臉上貼了金粉，還給我們全組畫上了紅臉。
可笑？
可悲？
可恥？
可樂？
時代既然充滿了荒唐，荒唐多了，也就不覺得荒唐。
但這一切，都隻是過眼煙雲。當我的良知蘇醒的時候，內心一片蒼涼。正是因為醉中有醒，到了年節的晚上隊裏破例允許喝酒時，於是就有了“與賊同醉”這場正劇。那天隊裏吃的餃子，飯間，其他成員都去各找各的朋友，擺龍門陣去了。我本來是想去三隊找李建源和阮祖銓兩個同類去談心的——從探視張滬未果而歸，我的心情一直不好，與同類中的友好聊聊，不外想排解一下不佳的心緒。但是“何大拿”把我攔在了門口，他說他感謝我寫了他的事，要對我表示一下謝意，說著舉起了他手中的那個酒碗。
同在一個組裏生活，我不好推辭，便拿出我腰裏揣著的酒瓶，並擰開瓶蓋說：“喝我的吧，你的酒是白薯幹做的，我的酒是北京的正宗‘二鍋頭’。”
他把我倒在他碗裏的酒，一仰脖兒喝了下去，連連稱讚著：“還是北京的酒香。”
我再次要走，他拉著我的胳膊，不讓我走。我隻好坐了下來，與他一邊吃著餃子，一邊端起酒碗。
“來，幹了它！”
在我和他頻頻碰碗之後，一開始是心發熱，然後便是頭發暈。青年時代的我是有點酒量的，但在勞改隊隻有逢年過節，才能沾酒，所以很快進入了半醉狀態。喜酒的人酒後的醉態是不一樣的：有的人發酒瘋手舞足蹈，有的人沉默無聲——我屬於後者，特別是進了勞改隊以後，由於生存環境的惡劣，每每在節日放縱自己狂飲之後，話就變得更少了。我仰麵朝天往炕上一躺，愁思便潮湧般地塞滿心扉。
“何大拿”無憂無慮，他喝夠了酒以後，便在狂放不羈中口吐真言：“誰他媽的有病，撿了錢還交公？我還嫌錢不夠花呢！一個月就這點雞巴錢，還不夠我卷‘大炮皮’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