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信來的是李建源，他用手捏了捏信皮，鼓鼓囊囊的一塊，不知裏邊是什麼東西，順口對阮祖銓說了一句：“喂！你的信裏有鬼！拆開讓我們看看！”
阮祖銓接過信來捏了捏，裏麵硬邦邦的，也覺得有點奇怪，便應和著說：“是他媽的有鬼，是什麼東西呢？”
信撕開了一看，是一枚毛主席紀念章。在勞改隊是不許戴偉大領袖的像章的，那意味著對領袖的褻瀆——因而阮祖銓趕緊把像章收好，怕有罪於偉大領袖。但是他萬萬想不到，他的彌天大罪已然犯下了：兩個老右居然敢把毛主席比作為鬼，他倆說者無心，旁邊的人聽者有意——而把這件事捅上去的，正是同類中的一個。此人把事件的性質，向中隊長作了分析，這在那個年代就成了天大的事情。
據說，中隊指導員姓白，還是個知道愛護知識分子的人，但隊裏不止一個隊長，別的隊長認為這是惡毒攻擊偉大統帥的反革命行為。於是對一場由好奇說出的笑話，無限上綱的大批判開始了。
“低頭——”
“老實交代——”
“你倆膽大包天，竟敢把偉大領袖比成鬼，真是反動至極——”
“你們背後的主子是誰？”
……
風風火火的鬥爭大會，著實進行了好幾天。到後來還是那位白指導員，沒有讓事態繼續擴大，把事情緩緩地壓了下來，才算告一段落。值得深思的是，在那個瘋狂的曆史暗夜，一個執行專政的幹部，倒比那個無事生非的同類顯得清醒，這是十分反常的現象。那個自食同類的醜類，何嚐不知道阮、李兩人並無褻瀆毛澤東之意！他所以要這樣做，不過是要討個積極罷了——而在那個年代，許多開國元勳都成了階下之囚，他所討的所謂積極，究竟還有什麼價值？鬼才知道！在這一點上，這個同類中的醜角，還不如刑事犯清醒——刑事犯中流傳著兩句順口溜，倒是極富哲理。他們說：任你千變萬變，不如政策一變；任你千好萬好，不如政策一好。“文革”已然把中國拖入了黑暗的深淵，你一個老右就是表現得再積極，也不過是臭狗屎一堆而已。
中國人曆來有窩裏鬥的傳統陋習，知識分子是這塊曆史積澱物上的一個細胞，當然概莫能外。前文已經提到過在三畬莊的“打鬼會”，充當打手的並非紅衛兵，而是知識分子自身——遠溯到1957年反右鬥爭，以及我在本書第一部中寫到的那位“頭人”，都是知識分子自噬的例證（90年代末期，薑文因第一部來訪，他認為該書除了曆史的真實之外，使他動了真情的是，筆鋒也直接觸及了文化人自身靈魂的黴斑，最典型的就是那位“頭人”。他想有機會時將其搬上銀幕）。當然，相對而言，讀書人明達事理，知曉禮義；以坑害同類以自拔的人，畢竟為數不多。僅以三中隊的老電機工程師裴連振為例，就代表了另一類知識分子的剛直不阿。
裴連振在同類中，算是年紀最大的老右了，我們還是滿頭黑發，他頭上已然出現了縷縷銀絲。他對我說：“你過去是個記者、作家，要好好記住這一段曆史。如果有一天，你能動筆的時候，要不摻假地把它寫出來——這不是為了揭短，而是為了中國的明天。”
當時，我的文學夢早已被時代風暴撕為碎片，因而不以為然。他舉出司馬遷著《史記》的古事，來喚醒我麻木的神經，但是沒能奏效。我說，我隻要求我自己盡可能不隨波逐流，僅此而已。但就是這位電機工程師，到了1979年中央為老右落實政策時，也演出了令同類們歎為觀止的一幕：當初陷他於囹圄的人事幹部，來勞改驛站對他表示友好時，向他伸出了一隻手，他卻揚起了他的一隻腳去握他的手——裴公以腳代手，意在表明當初誣陷他的那個人的手，比自己的腳還髒。
另一個代表人物，是我的朋友戴煌。他在勞改隊的生活處境，可以說是最困難中的一個。這位來自蘇北新四軍的老記者，被送進勞改隊後，妻子小潘是個收入低微的油漆工，沒有錢給他買“進口貨”送來，他以十分堅毅的態度對待饑餓的煎熬。他當時有一句同類們無人不曉的口頭禪：寧可暴屍荒地，也不吃救濟糧。救濟糧的含義，不是指政府而言，因為每人每月就那麼多糧食定量；它的含義是指同類們的相助。他身體高大，身體需要的熱量，本來就比別人要多；加上勞動中從不惜力，其饑餓的程度可想而知。據李建源告訴我，同類們如果都有這種精神，知識分子的形象會更加凜然——這可以視為與那個泯滅良知、陷害同類於水火之中的醜類，遙相對立的另一種知識分子的品格吧？！
“高爾基”、“低爾基”與一個女盲流
因為我在的中隊，同類不多，雖然也有三兩個老右，因為沒有三畬莊的相聚有緣分，因而往來不多。組裏的幾個成員，除了那個法國傳教士以外，更難找到一個知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