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輛押送“不安定分子”的卡車，因發生了韓大鈞的跳車事件，都停在了馬路上。幾名身穿警服的勞改隊長，都從車上下來追趕韓大鈞。這連環追的戲劇，使馬路兩側的行人都停下了腳步。
追在最前邊的一位勞改隊長，眼看已經揪著韓大鈞的棉衣衣襟了，一失足跌了一個大跟頭。他爬起來高聲喊道：“抓壞人——抓壞人——”
韓大鈞的命運可想而知，“文革”編起來的階級鬥爭的大網，一下子把他給網住了。革命群眾與公安人員，把高高大大的韓大鈞逮住了。沒有什麼客氣的，給他戴上一副手銬，然後把他往車上一扔，他的尋母之夢到此終結。一個沒有學過武術的知識分子，何以會在來茶澱的卡車上，演出了像動作片裏的跳車鏡頭？多年之後，韓大鈞已是中科院研究員時我曾詢及他這一問題，他的回答非常簡單：人性使然。除了母子情深之外，有一件事，使韓大鈞終生難忘：那還是在60年代初的饑餓歲月，他當時已是二級浮腫號。在一個冬季的雪天，他母親下了開往茶澱的火車，踏著半尺深的大雪，步行了幾十裏路，來給他送食品。等到了接見的地點，他母親的兩隻棉鞋，已經全部濕透。接見室裏有一盆炭火，他母親脫下滴水的棉鞋放在火盆旁邊烤幹時，韓大鈞發現母親的一隻鞋，鞋底與鞋幫已然分離；另一隻鞋，底幫倒是沒有分家，但是鞋底上磨出了一個圓洞。韓大鈞的眼淚，頓時流了下來……為了送兩斤食品，老母親走了這麼多路，已經使他覺得愧對了母親，而這雙已無法再穿的棉鞋，怎麼再走這幾十裏的雪路？！他母親用細繩捆了捆那隻分了家的棉鞋，又把那隻透了底的棉鞋，塞上了一點兒從棉衣上扯出來的棉絮，就又踏上歸程的雪路了——後來他才知道，他母親沒走多遠，那鞋底鞋幫就又分家了；他母親等於是赤著腳板，趟著雪路回到火車站的——想想母親的付出，他也就有了跳車的勇氣（我曾對他建議，將他的這一段往事，編進《中國大百科全書》的“‘文革’與知識分子卷”）。
兩年多前，四卡車“不安定分子”重來茶澱。
兩年多後，我們這些“安定分子”也到這塊故土上來了。不同於他們的是，他們是坐汽車來的，而我們是坐火車來的。至此，“桃花源”變成了我們生命中旋而即逝的幻影，悲歌詠歎中的一個飄然遠去的歡樂音符。
在西荒地五八二
我和我的這些同類還原於五八二分場。回想起來，頗有點黑色幽默的意味。與我同來五八二的原新華社記者戴煌，曾對我作過一個比喻：我們可以比作猴子，馬戲團給我們穿上幾天衣裳，讓我們串演了幾天半人半猴的怪物——現在馬戲結束了，一切都還原回了原始狀態。
我也以苦澀的幽默回答我的這位同類：“好一點兒了，這兒離埋死人的五八六，比我原來待過的五八三、五八四，要遠一些。”
“你不要淨挑壞的說嘛。”戴煌說，“也有好的一麵，這比你過去待過的地方，距離張滬不是近了一點兒嗎？！”
是的，回到老巢來了，又與張滬到了同一塊地皮上來了。仔細想想，去團河隻是給了我一個海市蜃樓般的夢——除了與家人的一半相聚了幾年，一切都和當初一樣。摘了右派鐵帽和沒摘一樣，我與同組的成員，又回到了五毒俱全的群體中。我的組長名叫平克賢，原本是舊社會八大胡同裏的一個妓院老鴇；還有一個我終生難以忘記的慣竊“何大拿”（名字我記不清了）；另外有幾個因流氓罪進來的成員和一個過去當過法國傳教士的高學海。主管我們的隊長姓崔，我初到那兒的第一天，就聽見“二勞改”們在背後叫他“崔閻王”；另一個隊長姓翟，背駝得像個標點符號中的“？”。
我在萬念俱灰中與這幾位睡在一條大炕上，情緒之煩躁可想而知。臨離開團河之前，我把《北京日報》退還給我的書，運到了家裏。重返茶澱時，我選了幾本，塞到行李之中——這絕不是為讀書，純粹是為打發時間。當然，在那個天地一片紅的年代，我要帶的書，都是革命的書籍。除了法國作家雨果的小說《悲慘世界》有點不合時尚以外，其他如高爾基的《母親》、方誌敏烈士的《可愛的中國》，在那個年月政治上都無可挑剔。此外，我還把我在50年代中期出版的三本書，也裝到一隻破紙箱的底層——那是我怕自己隨波逐流，在勞改隊墮落下去，而為自己準備下的三把戒尺：我曾是個有抱負的年輕人，雖然命運還在不斷惡化，夢已破碎成為天邊的一縷遊絲；但是人往下走是非常容易的，我不想讓自己一滑而不可收。
我的更多的同類，分在了三中隊。因而我為了尋找知音，一有空閑時間，除了翻看高爾基的《母親》之外，便離開我所在的四隊到三隊去找同類聊天。那兒有戴煌、阮祖銓（來自商業部）、李建源（來自新華社）、裴連振（原機電部工程師）等十多個老右。大家悄聲談論最多的話題，不外是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大概在我們到五八二兩個多月的時候，同類阮祖銓與李建源之間，因開玩笑，引發了一場禍事：當時全國正流行著戴偉大領袖的像章，阮祖銓的家裏，不知出於什麼原因，給他寄來了一枚毛主席的像章。按照正常的郵政規定，信中夾寄任何物品都是不可以的，但是那封信居然郵到了農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