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上已全無來團河時的情致，自不必多說。更使同類們心悸的，這支回巢的鴉群中，除去少了去新疆的部分老右之外，還少了幾個昔日同窗。其中的“林妹妹”鄭光第，因絕望自投了什刹海，這在前文中已經提及，我發現，同類中還少了一位來自老北洋大學的學子韓大鈞。
我之所以對他的不在格外敏感，因為他是北京師範學校的物理老師——我離校時他正進校，頭一年的返校節時，我曾與他有過一麵之交。後來被關在一個籠子裏，自然是不會忘卻的。他與我同時解禁，沒有去新疆，又沒有自絕於人民——這位總是戴著一副眼鏡的老師，到哪兒去了呢？經同類告知，才知道他已於“文革”初期，就被當做不安定分子之一，押返回茶澱來了——比我們早回老巢近兩年。
在我的記憶中，韓大鈞是個非常樂觀的人。在三畬莊的時候，他與我雖然不在一個小隊，但卻隻有一牆之隔。他嗓門洪亮，笑起來其聲可以震響人的耳鼓，我無論如何也難將“不安定分子”的概念與他聯係在一起。據我所知，他在解放前就是個愛國的學生，1947年發生了美國兵強奸北大女學生沈崇事件後，他擔任了北洋大學北平部示威遊行隊伍領隊，因此曾以共產黨嫌疑犯，被國民黨五花大綁地抓捕入獄。入獄後腳墜七斤半的腳鐐，經受了多日的皮肉之苦，後發現他不是共產黨，才把他放了出來。北京解放前夕，他又出任了北大工學院的護校隊隊長（當時北洋大學北平部與北工大合並）。這樣的一個愛國者，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後送來勞改隊，已然是冤案一樁了，何以此時又成了“不安定分子”？
在“隆隆”東去的火車上，我知道了這位長者的不幸：“文革”風暴乍起之時，他與我一樣，也十分關心老母親的安危（他一歲多喪父，母親一直沒有再婚，母子相依為命）。但是當時農場已開始限製家在市內的老右進城，當時正好有一位同類魏巍（原北大法律係學生），因牙疼病進城到公安醫院看病，韓大鈞便托這位同類借進城的機會，順便去看一下他的母親。傍晚，同類魏巍帶回來的消息，使韓大鈞不寒而栗：他的家被抄了兩次，老母親被打得遍體鱗傷不說，還被轟到一間隻有四平米的危房中去了。韓大鈞心急如焚，但是隊部就是不允許其回家——直到有一天，韓大鈞的母親，被折磨成胃穿孔，醫院把電話打到了團河農場，農場才派一位姓姚的勞改隊長，跟隨他一起進城。到醫院時，正逢醫生給他的母親手術完畢，急需輸血。作為兒子，韓大鈞立刻挽起胳膊，為母親輸了兩百毫升的鮮血；然後去母親住的危房（解放前為一座小武道廟）看了看，為母親倒掉了罐子裏的屎尿，才返回農場。
一路上，他越想心中越窩火。母親年輕時喪夫，在上海從事慈善事業，可以說是個標準的愛國主義者——1933年，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鄧中夏（當時化名施誼），因為躲避國民黨的追捕，曾一度藏身於上海法租界。後來法租界因懷疑其居留於其境內的合法性，想將其驅逐出界，在此緊急關頭，當時的女地下黨員唐豪，曾來找她，求她幫助尋求法租界律師顧守熙的幫助（顧為當年她丈夫的朋友），她找到了顧，並從法律上解決了鄧中夏的合法居留問題。能拯救一個共產黨創始人於危難中的愛國女性，怎麼會遭這麼大的罪呢？他覺得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於是在有一次回家探望出院的母親時，他怒衝衝地找到“北師”幼兒園（韓大鈞的母親在這裏工作），與勾來紅衛兵鬥爭她母親的曹桂林和馮風風老師講理。那兩位老師本來出身不好，為了自保而把韓大鈞的母親推出去當擋箭牌——此時此刻，被韓大鈞質問得無言以答。本來事情到此結束，也許不會惹火燒身，但是韓大鈞是個孝子，這個老書呆子在場內繼續給有關部門寫信，想讓鬥爭他母親的紅衛兵，把他母親送回到原來的住處去。在根本沒有道理可講的年代，他硬要講理，其後果可想而知：在1966年冬天的一個晚上，隊部突然通知韓大鈞與另外幾個“不安定分子”準備第二天離開團河前往茶澱。當時韓大鈞的母親的病還沒有痊愈，街道上有同情心的老太太，特意去告訴她，兒子從農場打來電話，說明天就要離開團河。
這是一個母子雙方都失眠的冬夜。第二天早上，韓大鈞打點行裝的時候，他的母親拖著帶病的身子踏上了開往南郊的汽車。韓大鈞心情失去了平靜，他料到母親會聞訊趕來，而他此時業已被勒令登上了解放牌大卡車。好在南來北往的車都走同一條公路，韓大鈞擦淨了眼鏡片，睜大了雙眼緊緊盯著南來的公共汽車車廂。真是無巧不成書，第一輛汽車開過去了，他沒有看見他的母親，待第二輛汽車與卡車擦肩而過的時候，他當真看見了他的母親。
他大喊了一聲：“媽媽——”
汽車飛馳而過。
這個老北洋大學的學子，不顧一切地跳下車去，一邊高舉著雙手，連連呼喊著：“媽媽——我在這兒——我在這兒——”
明知自己的兩條腿難以追上汽車輪子，他還是像瘋了一般在後邊緊緊追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