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旁邊聽到我和母親對話的兒子，嚇得麵色如土。他年紀隻有十歲，按正常的情況推論，他正是每天與小夥伴嬉戲的年紀；但是在特殊的曆史時期，他也開始關心這個家庭的安危了（這是不應有的早熟）。他說：“爸，前兩天街道來人了，說我們不能再住這個院子和這三間大房子了。您看，早晚我們是要搬家的，與其等著讓人家轟走，還不如自個兒提出來，搬到能住下奶奶和我的地方去。”
我母親有些戀舊——因為我們已然住在這兒十多年了，鄰居中除少數的之外，可以說都是一棵秧子上的苦瓜。院子裏的鄰居不願意我家搬走——因為我們一走，不知道進來一個什麼戶。根據階級鬥爭的學問，來的肯定是一戶無產階級。如那樣，全院會因此而失去和諧，一鳥入林，百鳥壓音，那日子也不好過。
我有限度地支持了兒子的意見：“媽，能重新上了戶口，說明您在這兒沒有民怨，全是受了我和您兒媳的牽連。主動提出換一間小房，雖然能落一個態度好，到了這個份上，態度已經不是什麼護身符了。小叢提的全對，但是當前最好是老老實實聽話，讓走就走，上哪兒都行；表態表的不是地方，還會惹起別的麻煩。”
我母親同意我的意見，她說她時刻做好搬家的準備。
兒子又說：“爸，現在我常在屋裏貓著，一上街就有孩子喊我‘反革命崽子’，‘地主崽子’……”孩子兩眼含著委屈的淚水。
“別惹他們，隻當他們是在罵別人。”
孩子還想說什麼，我說：“你想想，你要是在那個大辛莊的話，你和奶奶都被勒死了。”孩子被嚇壞了，這之後，他夜裏常做噩夢。母親告訴我，她有時被孫兒的喊叫聲驚醒，不得不把孫兒的手，拉進自己的被窩，告訴他奶奶在他身旁，讓他安心睡覺——每逢這時，一老一小便誰也不能入睡了。母親為哄他入睡，有時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小時候哄我入睡的兒歌：
狼來了，
虎來了，
馬猴背著鼓來了。
狼抱柴，
虎燒火，
馬猴鍋裏煮餑餑。
我一直後悔，不該當著孩子的麵，談起那百來口人的冤魂歸西的事情，因為這對孩子的刺激太深了；但在它的負麵價值中，也有積極的因素——那就是使他從小學會了忍耐，以應付那個年代的一切惡行。
不久，換房搬家的命令下來了——我沒有到大周周末，不能回去幫他們搬家，是街坊的幾個同命運的孩子，幫著一老一小，把家搬過去的。待我再一次公休，已然不用再去原來的院子了——這一老一小，搬進了南吉祥胡同十七號一個大雜院裏的一間十平米的小屋。那是一間低矮、一年四季也見不到陽光的房子。前麵矗立著一座高高的青磚樓，原本為著名京劇演員杜近芳的家宅。“文革”開始以後，其家受到了衝擊，不知被攆到了什麼地方棲身去了。我家的那間小屋，昔日住著杜近芳的保姆。自從杜近芳（其先生家姓吳）一家搬走，派出所搬了進來以後，在青磚樓與大雜院之間，砌了一麵高牆，以示楚河漢界。由於地下水道不通，到了冬季，那一排低矮的房屋之前，成了一個冰坨堆成的滑冰場。母親又是兩隻小腳，曾經被滑倒過幾次；不過這對於經曆過“文革”洗禮的母親來說，構不成活不下去的問題。
當時，張守仁（《十月》雜誌副主編）住在十七號的對麵，曾看見我母親每天在吉祥胡同掃街；孫兒怕奶奶累著，有時爭搶著奶奶手裏的那把掃帚，替奶奶贖罪。由於街坊都是陌生人，一老一小的生存狀態，不如在原來的地方是意料之中的事兒。但是意想不到的是，盡管兒子從眾像隻怕貓的小耗子，還是無法逃脫各種欺辱——住在張守仁院子裏一個顏姓家中的大小夥子，有一天，沒有任何原因，在小巷裏打了從眾一個耳光。
因此，盡管我沒有承受陳野的皮肉之苦，但對中國社會在那段暗夜的理解，也稱得上入木三分。昔日，我從美國記者寫的一部名叫《第三帝國的興亡》的書中，似乎找到了潛伏在人類靈魂中的弱點——他們極易被一種類似於神示的東西煽情，而一旦這種心緒湧動起來，人性中的惡就會首先扼殺善良——先扼殺掉自己的，然後再扼殺別人的——最後變得一發而不可收，此時的人，會在不可知的本能驅使下，返祖回歸成為非人的某種動物。
如那位姑娘站在老婦身上跳舞；那個監管人員讓陳野跑駱駝刺；大辛莊的百來口人集體被勒死……在這種時代黑潮的衝擊下，我們在團河的同類，不僅夢碎“桃花源”——而且無資格再在皇城腳下駐足，因為“水晶城”郊，是容不得沙塵的。所以我們一行——無論是解禁的還是未解禁的同類，都於1968年11月8日從黃村上了火車，重新回到老巢——茶澱農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