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她上長途汽車的那天早晨，馬圈長途汽車站，有一群胳膊上佩戴著紅袖章的紅衛兵，在挨個兒詢問上車的人中間，有沒有“地、富、反、壞、右”分子。有一個老頭兒，因為他屬於沒有公民權的還鄉者，當場被揪到車站旁邊的空地裏，先把他的臉勾畫成鬼臉，然後在狂熱的革命口號聲中，這位白發老者被綁到一棵樹上，活活用石塊以及磚頭砸死了。幸運的是，那些紅衛兵光顧拿老人取樂了，沒顧得上查看我的證明——我是帶著勞改隊送母返鄉的請假紙條來的，在這種場合，如果被發現，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也許那些革命小將們，會比對待那位老人還要凶殘十倍把我和我的母親一塊兒送進天堂。
大概過了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我接到來自老家的第一封信。我母親不會寫字，為她代筆的是我老家的堂妹，並附寄來大隊的證明。那證明大意如下：我母親是個喪失勞動力的老人，返回老家不僅不能自食其力，反而增加了村裏的負擔，村裏決定最近就要派人把我母親送回北京，雲雲。我沒有權利複信對此事表態，盡管我去派出所轉我母親的戶口時，民警對我母親的問題有過暗示，但是解鈴還須係鈴人，我隻好將此信轉寄給我家原來所在地的派出所。之後，我焦急地等待著回音——我著實太愚蠢了，亂世中的派出所，怎麼能下命令把我母親接回來呢？！
當時的心緒壞透了，在馬圈看見的那一幕，始終像影子般地跟隨著我。連夜裏做夢，都夢見我和母親被那些紅衛兵畫成不同的鬼臉，用繩子綁在一起遊街；然後，如同《三國演義》中草船借箭場景中描寫的那般，無數支飛箭向我和母親的身上射來。我一邊用身子擋住母親，一邊高喊：“媽——你快跑——你快跑——”夢斷殘更之後，便再也不能入睡了，想到我這四口之家，有三口成了人間囚徒，並且分為四個地方生活。現在母親又成了大廟不收，小廟不留的野鬼——她將到哪兒去安身立命呢？
有一天，我正在桃園給桃樹剪枝時，董維森派人來工地找我。我不知在此動亂之秋，又發生了什麼事情。在此之前，出於理智的考慮，我已經處理了可能引發事端的一切事情。比如，我埋葬了我手裏存有的一切友人的信件。由於母親一走，家中成了空巢，我擔心有造反派再去抄我的家，有些信件是會連累到朋友的——我把這些情義無價的信函，一起帶到了桃園。監舍不僅人多眼雜，隨著“文革”的緊張氣氛，火藥味也越來越濃，同類與非同類的關係，都變得比過去複雜多了，這些信件放在被褥之下仍然覺得不是地方。無奈之際，忽然記起了《紅樓夢》中黛玉葬花的故事，便覺得為這些友人的信函找到了一個好的去處。在一天出工之際，我把它們揣在懷裏，到了幹活的地點，先用鐵鍬在樹下挖一個坑，然後在紛紛的落葉中，一封封地撕碎，撒落到土坑裏。好在桃園方圓兩百多畝，樹與樹之間又相互障目，沒有人會發現我的仿古行為。直到今天，我仍然記得我首先撕碎的第一封信，是《中國婦女》雜誌的那封退稿信，我邊撕邊反省自己對時代的純真和無知。之後，我又撕紹棠寫給我的便箋，心中充滿了感傷之情——我進了勞改隊也就罷了，紹棠這個50年代的天之驕子，並沒有被關進籠子裏來，怎麼也喪失了發表作品的權利了呢？！最後撕的是陳燕慈寫給我的信，自從我去信托商店買自行車，碰到她以後，我除去為陸豐年找她借過《金薔薇》，還談了我們彼此這麼多年來的情況。她有著不大和諧的婚姻，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名叫陳果（小名蘋果），女孩名叫陳染（小名葡萄），她說她的先生是個很好的人——但是好人與好人，由於雙方個性的距離，不一定能夠組成一個美好的家庭。
我對她的不幸，完全能夠理解——在學校時她就是一個極有個性的少女，使我望而生畏，這可能是我們不能走到一塊兒的原因。我和她偶然相遇，當然都回憶起昔日十分珍貴的學校時光。後來因我每次返場，都要經過南城她的住家附近，其中有兩次，她特意在她的住家路口等我，並騎上自行車送我一程。在“文革”的血腥歲月，一個女布爾什維克，送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男囚，這一幕十分罕見的時代戲劇，使我終生難忘。因而我對她寫給我的信，比其他的信件更為珍重。但是這又是必須撕掉的，一旦革命群眾找我的麻煩，波及到我這位真摯的朋友，我的良知將永遠戴上枷鎖而不能解脫。我把她的信撕碎，並用手捧了幾捧落葉——秋時無花可伴，就讓這些在秋風中飄落的桃樹葉片，伴隨著往日的情愫，一起埋葬在這“桃花源”的泥土中吧（今天回憶起來，我埋葬於桃園的紙片，都是無法追回的可貴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