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原本站在外圍的女紅衛兵，便一起擠上前去。她們沒有打那個老太太，但是卻比那些用皮帶和鏈條抽打更為刺激人的中樞神經——她們中間裏的一個勇敢者，竟然跳到那老太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的，在上麵踩個不停。她一邊踩，一邊對那老人喊叫著：“你這死頑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來就踩死你這資本家！”
我大著膽子探頭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來那個被鬥的老人手裏死死攥著一張紙條——那可能就是紅衛兵索要的房契。她或許已經死了，不然的話，為什麼那些皮帶、鏈條就是不能讓她鬆開手掌呢？當然也不排除那個老太太是個“葛朗台”般的有產者，寧舍命也不舍那張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車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個不管是不是屬於“葛朗台”型的老人，要去她應去的“天堂”是無疑的了；可是那個女孩，怎麼會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這一手段呢？！按年紀算，她不過十六七歲，剛開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師不會教給她，她的父母也不會告訴她——那麼她所以會有這種驚人的表演，是不是曆史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潛藏在人類自身中的善與惡，在正常的情況下，是很難有十分出格的行為的。據《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中披露，那些以殺人取樂的德國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但是，希特勒這個惡魔掀起了罪惡的戰爭，“大日耳曼”的民族狂熱情緒被誘發出來之後，德國人自身中惡的潛能，便被發揮到了極致和畸形的地步。而對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的表現，能不能從二戰的德國曆史中，找到一點啟迪呢！
不知為什麼，一路上在我的頭腦中，總是盤旋著那位女紅衛兵的影子。她有母親，她將來也要做母親——如果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在公共汽車上，她很可能給那位老太太讓座，或者順口叫一聲奶奶——此時此刻，她心靈中的善良完全被邪惡擠走，原始的野蠻便不喚自至；而她的這種精神錯位，既是人性的，又是曆史的——一個本來很偉大，但是後來被神化了的人物，在這個特定年代，誘發出來的民族狂熱的能量之大，可以呼風喚雨、點豆成兵了。這位姑娘的瞬間表演，可謂是人妖嬗變的一個典型。真的，從見到這一幕開始，我已不再僅僅為我自己的母親悲哀——而是為全中國的母親們感到悲哀了。
回到農場，我渾身大汗淋漓。空著肚子到桃園上班，承受的是精神和肉體的雙重煎熬。
陸豐年君匆匆過來找我，他說：“恐怕楊家要受我的牽連了，你說我該怎麼辦？”
我說：“我自己的墳頭都哭不過來，我們的家屬怕是沒有例外。”
“這是什麼世道！我感到有點對不住人家了。”
“問題決定於楊春英，她的態度怎麼樣？”我自身雖然已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但同類的命運仍然本能地引起我的不安。
“她挺愛我，不會發生什麼變故。”陸豐年說，“可是她還上有父母哩，我總不能不考慮人家的生存呀！”
我無言以答——因為我拿不出一道好的生活方程式來。不僅我拿不出來，就是孫悟空在世，他的分身術恐怕也會在這亂世中失靈。
“前兩天聽人說，一些人從大西北來了場裏，想動員我們到那兒去支邊。你聽說了沒有？”陸說，“據說，到了那兒，可以完全改變身份，成為真正的公民。”
這事情我是早有耳聞了，但我根本沒有動心。道理十分簡單，我的家中一老一小和還留在茶澱的張滬，是我生活的全部內容了，如果沒有這些骨肉相連的因素在內，我可能願意做一朵四海雲遊的蒲公英——我與陸豐年的情況不同，想法自然不盡一樣；我是寧可在北京當“二勞改”，也不願意到遙遠的邊疆去當什麼合法公民。
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誤的話，那是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除去南區犯人和北區三畬莊沒有解禁的老右之外，其他所有的“農工”都停產開會。那天早上起來，地處農工大隊隊部的廣場上，就響起了大喇叭的聲響。這個有線的廣播喇叭，過去每天廣播的是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新聞，諸如，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以及《人民日報》的社論等等；這天早上，我們正在排隊打飯的時候，大喇叭突然一反常態地播放開了《我們新疆好地方》這支歌，這說明大西北來招募農工的工作，將於今天開始。
那天的會議開得十分隆重。場裏的頭頭們幾乎都出現在臨時搭起的主席台上，除此之外，有幾個身著綠色軍衣，但是不佩戴紅帽徽和紅領章的陌生人同時就座於場長身邊。會議開門見山，號召有誌於開拓邊疆的男兒，去支援邊疆建設。其條件是在農場表現優秀的農工，經過自願申請和場部審查，合格者才有可能奔赴邊疆。凡是被批準的農工，到了那兒一律改變身份和政治待遇。上午開大會，下午開小會——各個班組分頭開會討論，遞交報名名單。
在我的記憶中，當大會散會之前，就有了上台發言表態的積極分子，除了一兩個解禁的刑事罪犯之外，當場表態願意去支邊的幾乎是清一色的摘帽右派。對刑事犯中的表態者，我不熟悉，但是老右之中表態的人，我則比較了解——他們幾乎都是家在外地的同類。我想，他們之所以自願去支邊，一是對祖國的熱情，還沒有被冷酷的現實凍結成冰；二是麵對文化大革命的混沌局麵，想盡可能逃離得遠一些；三是最為根本的原因——在北京皇城腳下，無法改變自己的政治麵貌，也許遠走高飛是最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