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內心已無任何可怕的東西了，因此當董維森派人來叫我回去時，我一路心緒坦然——即使是禍起蕭牆，我也牽連不到任何一位朋友了。
到了隊部，我才發現我的神經被可怕的“文革”弄得有些失常了。董維森告訴我的不是什麼壞事，而是我夢寐以求的好事。我外院住著的遲家鄰居來這兒找我，她是專為送口信到團河農場來的——我的母親被老家的人送回到北京來了。董維森讓那位送信的鄰居先回去了，因為大院裏沒有接見室。
“我還以為是革命群眾來農場抓我來了呢？”我魂不守舍地說。
董維森笑了笑，說：“在這兒改造沒有別的好處，優越性隻有一條，公安局勞改農場的人，紅衛兵無權從這兒帶走。不是沒有來過提人的，都被我們給擋了回去。”
“來叫過我嗎？”我看隊部辦公室沒有別人，大著膽子問了一句。
董維森沒有回答我，隻是對我說：“你快點回家吧，處理一下你母親回來的事，再回場子。”
我沒有顧得上換衣服，穿著一身勞動服，就騎上了我的那輛自行車。可以想象我是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市內的，在路上，一個昔日我從來沒有想到過的問題，突然盤桓在腦海中：古人說的“兔死狐悲，物傷其類”這兩句成語，真是準確至極。外院遲家的孩子，之所以能跑幾十裏路，特意給我送口信來，因為她的爸爸遲家慶，也是一個在邊疆改造的勞改犯。我們外院緊挨著遲家住的還有王家，他家的長子王金柱，在茶澱改造；如果再加上張滬的話，一共有四個之多了。後來我才知道，我母親在剛剛受到衝擊，紅衛兵第一次給我母親頸上掛上大牌子的時候，我母親曾當場倒在地上，是外院遲家的遲晚楓，王家王金柱的兄弟和內院劉嫂的兒子小胖送我母親到醫院搶救的（此事我母親一直沒有對我提及，是怕我為她掛心）。毛澤東的階級分析，到了“文革”年代，我才有了進一步的理解——這是生活告訴我的，而非書本的啟示。
這次回家，我沒有再像做賊那般，而是推著自行車走進院子的。
進屋之後，我首先看見了我的兒子，然後看見了我的母親——盡管不過是一個多月的光景，卻恍若隔世。
我的可憐的母親！
我的可憐的兒子！
命運沒有太苛刻我們這個早就被強台風吹散了骨架的家庭——派出所同意接納戶口，老母和幼子可以在北京安身了。世界上失而複得的東西，比原有的存在還要珍貴。這是“文革”中的心路曆程給我的認知。
遠行者在大沙漠的足音
行文至此，我不能忘卻對我的另一部分同類的追蹤報道——因為他們是50年代受難者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是那個年代的更大的犧牲品。在時代的祭壇上，他們比留在團河農場的我們，承受了更大的不幸。
那掛列車，還沒有開到吐魯番車站的時候，已然有人跳車逃跑。逃跑的人中，多屬流氓、小偷之類。老右們是安分的，他們並沒有因為從“桃花源”步入苦寂荒涼的沙漠而改變初衷——道理十分簡單，他們是為改變自身的政治麵目而來的，隻要是按照招募時的承諾，給予他們一點政治上的溫暖，他們會拿出全部的力量，成為屯墾大沙漠的一支可以信賴的隊伍。他們不僅能武，而且能文——來自北京各大學院的學生和部分教師（包括一部分家在北京的），幾乎都登上了那掛北行的列車。
記得，在那天的大會現場，我遇到了我昔日的同行——原《中國青年報》的記者陳野，我和他有過如下的一段對話：
“你為什麼要走？”
“在這兒待下去，有啥子前途？”他老家四川，1947年秋天在上海參加的地下黨。
“去了那兒，你就能保證身份會有變化嗎？”我說，“你是我黨的老同誌了，你確信這一切都是真的？”
“他媽的，我就再信這一次吧！那兒比這兒艱苦，也許能從艱苦中獲得一點回報。”他說，“留在北京有啥子意思，天子腳下都亂成了這個樣子，走遠一點兒眼不見為淨。隻當是人生的又一次賭博，如果發現受騙上當，我腿下還長著兩隻腳，去當流浪漢嘛！”
他就這麼走了。在此之前，他也和我一樣曾經有過夢幻，他是以老黨員、老記者的雙重身份走進《中國青年報》大門的。報社頭頭，曾答應他等環境再寬鬆一點時，調他回來先當紙庫的管理員，然後看形勢發展再另行安排。但是越來越緊的政治空氣，把他這一點點希望化為泡影，他心灰意冷之後，便有了遠走高飛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