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下午四點，我的同類中，與陸豐年同時奔赴新疆的人有幾十名之多，其中的大多數是來自各大學、家在外城市的解禁右派。其中我熟悉的有於立仁、卓景星、劉士康、郭鍔權、哈長林、吳懷祖……後來在1970年，被槍決於南京的姚祖彝、王同竹、孫本橋、陸魯山，其中的孫本橋和王同竹，也是隨著這次列車去往邊疆的——屬於老革命身份的很少，似乎隻有原《中國青年報》的陳野，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他也渾渾噩噩地登上了這次北行的列車（後來他發現受了欺騙，到了那兒並沒有改變政治身份，曾從邊疆逃往內地，被捕後被吊在樹上毒打，後文另有敘述）。
他們走了沒有幾天，在一天的中午，董維森把我叫到了隊部辦公室：“你的家是不是受到了衝擊？”
我說：“是，我母親脖子上掛起了‘反革命家屬’的木牌。”
他沉默了很久，問我：“你老家還有沒有親人？”
我告訴他沒有，但是還有親戚。他這才告訴我，當地派出所有電話打過來，革命群眾要求遣返我母親還鄉。麵對這麼大的一場群眾運動，董維森盡管很惜才，也無良策可尋。我很快答應去辦這件事，並把事情做好。他叮嚀我說：“回家之後，不能感情用事；你也知道當前的形勢，感情用事隻能更激化矛盾。那對你和你母親都沒任何好處——走一步是一步吧，什麼事都要往遠處看。你下午就回家處理這件事去吧！”
母親被掛上大大的木牌，原來並不是終點——我走出辦公室時，心都要碎了……
送“反革命家屬”母親還鄉
我記憶中，當時已是8月的末尾——農曆已快到中秋團圓佳節。
天上的月亮不知人間的悲楚，依然像個銀盤那樣掛在天空。但是那一年的中秋，是中國人感情的缺圓的時日。北京郊區的火葬場屍滿為患——我的一個表弟在八寶山附近的一座工廠工作，他告訴我：那兒屍體排隊，臭氣衝天；分不清張三李四，“文革”中的冤魂集體火化。更為嚴重的是，武鬥還在繼續向北京的每一條街巷延伸，我兒子上學的南吉祥胡同小學校長，學生硬是向她嘴裏塞土鱉——自古被稱之為人師表的教師，竟活活被一些無知的孩子折磨死了。
在這種亂世中，我母親沒有遭受武鬥的洗禮，沒有被紅衛兵打死，已然算是造化不小了。還鄉就還鄉吧，對我母親來說，躲開這亂世中的皇城，或許不是什麼壞事。母親對此原本憂心忡忡，但是北京每天從肉體上消滅“五類分子”及其家屬的新聞，不斷傳進她的耳朵，使母親每天在提心吊膽中生活，與其這樣每天承受煎熬，回鄉躲躲台風眼，也是無路可走的另一條路——她惟一的牽掛就是她的寶貝孫兒，不知往哪兒放才好。形勢已然到了這一步，姥姥、姥爺雖然身體有病，也隻能把外孫接了過去——因為無論如何，讓孩子跟著我進勞改隊，總不是個辦法。
我去派出所開轉移戶口證明，必須去找民警小劉。這之前我和他曾有過一次路遇，至少還沒有見到他歧視的目光。我不知道在風聲鶴唳的血腥日子中，他的心緒有沒有變化——我之所以對此擔心，並非空穴來風。我母親剛進北京城時，是參加了普選的公民；時至今日，她已然成了“文革”對象，等於是從北京被掃地出門的“反革命家屬”——她一旦沒有了選民權，回到鄉裏也難預料處境如何。我老家的六姨，因為是沒有選民權的地主家屬，“文革”剛剛開始時，就被批鬥得跳了井，折斷了一條腿——我母親從城市被轟回農村，如果沒有公民權，到底是福是禍，還是很難捉摸的事兒。
進了景山派出所我才知道，被革命群眾勒令還鄉的人非常之多。在亂哄哄的人群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民警小劉。他從抽屜裏拿出早已準備好了的返鄉證明，並沒急於交給我，而是把我叫到一個影壁背後，用十分簡練的語言對我說：“現在是革命群眾說了算，這你一定非常清楚；我們民警能做的事，幾乎是零。我能依照憲法做的，我都做了。這是第一句話。第二句話，如果……如果……（他緊張地朝影壁周圍看了看）你的老家拒收，讓你母親帶著證明信再回來——千萬要帶著證明回來。”言罷，他匆匆而去。
我沒有動地方，首先打開戶口轉移單據，兩隻眼睛急於搜索公民權一欄。我的天！在有無選民權一欄裏，竟然簽署著“有選民權”四個耀眼的黑字。這是我最為關心的一件事情，想不到在這樣的亂世之中，我們管界的民警，竟然沒有失去法律的良心（在我平反回京之後，我曾尋找過這位可敬的民警，但是事隔十多年，他已不知調到哪兒去了）。我當真安心多了，至少母親在農村不會有我六姨那樣的遭遇——如果她有個三長兩短，我可能會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氣，她為我和我的家庭付出得太多太多了——她是一個目不識丁，但又比知識婦女還要堅韌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