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下午，在我們的班組會上，首先表態的是陸豐年君。他有著十分好的口才，洋洋灑灑地說了許多革命的壯烈言辭——但是能知他內心世界的非我莫屬，他是急於改變自己的政治處境，才有了這一番壯懷激烈的；他是因為十分珍惜他的蜜窩窩，並千方百計想保護好這個在文化大革命中風雨飄搖的愛巢，才有了並非他完全情願的申請——用遠離愛巢來表示一個人對愛巢之不舍，這真是時代悲愴的生活顫音。我當時就為我的這位朋友，而感到了無限的憂傷。
散會之後，我特意把他找到監舍後邊的一個無人的角落，對他進行了一次規勸。我說：“天下隻有一個政策，那就是黨的政策——在北京是一，到了邊疆不可能改為一加一等於二，或者一減一等於零的事情。你要三思而行。”
“撞大運吧，我覺得我必須這樣做，才對得起楊家的一片真情。”他說，“我這個牽連因素不在了，紅衛兵也許不會再找楊家的麻煩了。”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可是你考慮過你走了以後，你和楊春英的感情問題……”
“她不會變心。”
“如果受形勢所迫，非分手不可，你將怎麼辦？”
“你不是聽見我常常唱的那支歌嗎？‘若有知心人，盡管嫁給他。’人的命運誰也無法預測，但願老天有眼，能夠成全我和她。當然，我去了那兒以後，經濟上要勒緊自己的腰帶，給她按月寄點錢來；一年總還要爭取探親一趟——那大西北來的人，不是說到了那兒各種待遇都要比這兒強上一點嗎？”
我覺得豐年君去意已定，再說什麼都屬於多餘。也許我的看法是錯誤的，談心隻好到此為止。當天晚上，我記得還有班裏的其他同類，也曾對他的這個決定，提出過疑慮，但是豐年像當年吃“五毒”那麼果敢——他遞上了支邊的申請書。由於一大批“二勞改”即將奔赴邊疆，那幾天我們在桃園幹活時閑談，無一例外地圍繞這個話題。到了8月17日的上午，楊春英第一次在桃園露麵——她是來為陸豐年送行的，下午四點各隊去邊疆的人，將在這裏集中登車，奔往北京火車站。支邊的火車終點站，為新疆的吐魯番。
楊春英所以來到桃園，不外是找個幽靜的地方與陸豐年告別。本來陸豐年是在監號裏準備行囊的，但是準備遠行的人太多，與其在那兒告別，還不如到“桃花源”來話別。記憶中，那是一個驕陽似火的天氣，我們正在水泵旁邊的冷水池中洗澡，不知道是誰先聽見有女人說話的聲音，便一個個躲到水泵房的後邊，忙著擦身穿衣。因為還沒輪到我洗，我有機會看見陸豐年和楊春英來桃園時的形象：陸豐年還是那一身農裝，用不著多費筆墨，但是楊春英當天留在我頭腦中的印象極深。她雖然並非紅衛兵，不知是否出於保護自己的本能，她穿了一身當時流行的綠色衣褲。與其時代保護色極不協調的是，她的胳膊彎裏，挎著一個藍花花的小包裹，當時墨鏡也被劃入“四舊”之列，她不能再以墨鏡遮眼，因而外露著她那隻失明的眼睛。盡管如此，她的身材之窈窕，膚色之白嫩，仍然讓男兒國裏的“亞當”們吃驚。
陸君向準備收工去喂肚子的我們介紹了楊春英以後，便對桃園看守武芳說道：“要借你這間看守房用一下嘍，我們保險丟不了桃子。”
還用說嗎，我們都知道這種話別的含義。武芳用水泵剛剛抽上來的冷水，為他和她洗了幾個最大的蜜桃，遞到他倆的手裏：“我們沒有別的為你們餞行，送這桃子也正合適——祝你們永遠心心相連。”
楊春英眼圈頓時紅了，低下頭來。陸豐年君強作笑顏，連聲對同班的成員，表示即將離別前的謝意。我沒有多說什麼——盡管我當過他和她之間的紅娘，但我內心充滿著的是一種悲涼的心緒。再過幾個小時，她的他就要走了，誰能預卜他和她的未來，究竟是什麼樣的結局呢？！待等我們下午出工來到桃園，他和她與我們握手告別時，我握著陸君的手說：“真誠地祝願你好夢成真！”
……他哽咽住了喉嚨，眼淚卻滴落下來。
我們就這樣分手了——因為我們有勞動任務在身，不能前往送行（這一別就是十三年，當1979年他平反從新疆回來路過北京時，曾到我家小坐。他悲憤地告訴我，他不該頭腦發熱去往邊陲。他的愛巢早在前幾年已然自焚——因為他並沒有因為去了那兒，而改變任何東西。待他歸來時，曾去楊家看望已然與他分手的愛人——她在中蘇友好醫院外邊給醫院看自行車。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