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一下撥開我的手說：“不行！不行！”
我說：“晚上沒有人來，您怕個啥！”
“隔牆的街坊就是紅衛兵，說來就來。你還是少惹一點是非吧！”
我拗不過母親，隻好鬆開我的手。然後拿來一塊布片，墊在了母親的脖子上——這樣可以減輕一點她的疼痛。母親不放心地聽了聽窗外，驚恐地對我說：“沒有打我，就算阿彌陀佛了——你聽，東院吳家正在打人哩！”
我側耳聽了聽，當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剛才我進家時，精神太緊張了，竟然沒有聽見這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
“我看你還是連夜回農場去吧！”母親央求我說，“一旦他們知道你回來了，是會來抓你的。聽媽的話，你看媽沒傷著胳膊斷了腿的，你也就放心了。掛牌子就掛牌子，掃街就掃街，隻要人在，比什麼都重要。”
這時我才發現，我的兒子不在屋裏。母親告訴我，她不想讓孫子看見奶奶這個模樣，運動一來，她就把孫兒送到姥爺家中去了。母親能如此從容而清醒地麵對亂世，使我有些吃驚。細想起來，似也不難找到生活依據：我四歲喪父，母親與我相依為命（我無兄弟姐妹，是獨生子）。上中學時，有一段時光是母親靠當保姆的收入來供我上學的。可以說，她從年輕時，就受著生活的煎熬。1955年我才從河北老家把母親接到北京，她沒過上兩天好日子，1957年的反右就開始了，我和張滬雙雙被送往勞改隊，家中扔下了不滿一歲的孩子——到1966年，她帶著孫子，已經苦度了九個年頭了。也許隻有在苦水中泅渡過的人，才有對各種突發苦難的應變能力。我木呆地望著苦命的母親，淚水立刻盈上了眼眶，我真想把她頸上的那塊“反革命家屬”的大牌子取下來掛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傷解決不了實際問題——我隻好安慰她說：“媽，我一定要陪您過一夜，這麼晚了，沒有人會來找我的。”
“你進院時，有人看見你沒有？”她神色不安地盯著我的雙眼，似乎是想從我的回答中，判斷我的話是否誠實，“外院的一家人裏，有個中學生當了紅衛兵——紅衛兵來咱家搜查時，她是跟著一塊兒來的。”
我繼續寬慰著母親說：“我是悄悄溜進門來的，沒有人看見。”
這是一個不眠之夜，不要說隔牆的吳家，武鬥聲聲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沒有任何聲音，我也不會產生一絲睡意了。當我和媽媽囫圇個兒歪在床上之前，我母親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上的那塊木牌，我硬是從母親的頸上取了下來，答應她隻要聽見人聲，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上——母親這才上了木床。
母親說：“造反的紅衛兵說了，反革命家屬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這個院子裏的——要換城裏的無產階級來住。”
我說：“媽，您一切聽他們的，不然會吃虧的。”
“總不會送我回鄉吧？”媽說，“我一個人回鄉還沒啥，可是我走了，小叢怎麼辦？他姥姥、姥爺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學，這不是愁死人嗎？”
“走一步說一步吧。”我滿腹愁腸地說，“實在不行，跟著我去勞改隊。”
“那可不行，他還是個小娃兒。”
我說：“在茶澱有帶著兒子、女兒進來的——他是北大的助教。”
“寧可我帶著他去要飯，也不能讓他去你們那兒。”母親的口氣非常堅決，“你們倆就這麼個孩子，到裏邊學不了好。我舍出老命，也要讓他成人。”
……
直到淩晨三點，我和母親的主要話題，就是一旦發生什麼不測，我的兒子從眾的去向問題。其間，我母親還不斷地打開手電筒，看著桌子上的鬧鍾——她不敢開燈，怕驚動周圍的四鄰。大概是到了四點鍾左右，母親催我立刻回場。昨天夜裏回家時，我沒敢把自行車推進院門，為了不把自行車丟了，我頗費了一番腦筋。沿胡同走來走去的時候，我看見一個夜裏也開著小窗口的藥店——隻好跳河一閉眼，把自行車放在了那家藥店的門口。昔日我回家時，母親早晨要給我做飯，此時此刻，再沒有這種可能了——我像一個離開黑店的賊，失魂落魄地匆匆溜出宅院，直奔我放車的那個藥店。老天還算有眼，沒有讓我坐車返場——那是會遲到的。我騎上自行車，離開了東四北大街。
在穿過南長街的時候，我見到了慘不忍睹的一幕：此時天剛微亮，一群紅衛兵在鬥爭一個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陣勢，是連夜的批鬥會，無論是鬥人者還是被鬥者，神態都已走形。皮帶、鏈條雖然還在對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顯得有氣無力。當然那被打的老太太，此時若同一隻死狗一般，我看不清她到底還有沒有呼吸——我猜想她還活著，不然那些紅衛兵應該早已散去。大概是為了提高鬥誌，有一個男紅衛兵突然喊了一嗓子：“嘿！該你們長頭發的發揮威力了，‘半邊天’不能隻是站腳助威呀！給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