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舉出的不過是同類們在那個嚴酷年代中的幾個例證。在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是同類中的先知先覺，而這種先知先覺，在知識分子中是絕對少數。過去常見書中對自戕行為冠以懦弱兩字，這其實是軟弱者掩飾軟弱的一種手段——死亡是勇敢者才有的行為，他們之間的惟一區別，就看這種勇敢的選擇價值博大與渺小。毛澤東的這幾句話，還是有著它不可取代的意義的：有的輕如鴻毛，有的重如泰山。陸浩青與鄭光弟之自辭人世之舉，顯然是那個年代的一部無字的《醒世恒言》。
我所以稱他倆為先知先覺，是對比同類而言。1964年的春節，毛澤東召開了多方麵的座談會，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大多數，再次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廣大知識分子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緊張的氣氛”（引自胡繩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社會上尚且如此，最底層勞改隊中的知識分子，情況當然變得更加惡劣，曆經了七年多改造的老右，自然失望至極——他倆意識到中國向“左”升溫，還沒有個盡頭，隻有像魯迅先生說的“我以我血薦軒轅”那般，表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血祭了——因而我提筆寫“桃花源”的生活回憶時，不能忘卻對我的這兩個同類進行筆祭。
“文革”的苦戲正式開鑼，我的母親脖子上被掛上“反革命家屬”的大牌子
因為我們中的絕大多數，雖然已夢斷巫山，但是因為我們是50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那無法去掉的曆史胎記，還常常使我們對生活自作多情，與已不複存在的鴛夢藕斷絲連。
中國的政治運動，幾乎無一例外地從文藝開始。1964年從批鬼戲《李慧娘》開始，之後，馬上續上了大批“黑戲”《謝瑤環》、《早春二月》、《北國江南》……到了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出籠，實際上已拉開了“文革”的序幕。我們這些“二勞改”，是每天晚上學習都要讀報紙的，但不知是被階級鬥爭搞得神經麻木了，還是我們在“桃花源”有時也能自得其樂之故，竟然沒有從報紙的字裏行間，嗅出中國的一場血腥之災，已初露端倪。直到1966年的夏天，北京的砸爛“四舊”開始，我們才如夢初醒。我們桃園班首先家裏出了問題的是陳雲誠，他的身份不是右派，但他是國民黨在台灣高官的兒子，於是他在北京六中教書的妻子，被紅衛兵關進了六中進行暴力批鬥。夜晚，紅衛兵又惡作劇地從窗外，向被拘於教室水泥地上的她，潑尿拋石。陳本來是有家可回的——此時他變成了不敢回家的人。
我自然聯想到母親和兒子。盡管我的父親是死在國民黨監獄裏的（因要奔往延安），但我的出身是地主家庭，加上我和張滬都進了勞改隊，“文革”將要波及到他們是必然的。中隊以保護我們的安全為由，采取了雙周休息一天的辦法，殊不知這使我及我的同類們更加心急如焚。終於盼到了休息的那一天，我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騎車到東四人民市場，找到同院在那兒當售貨員的鄰居劉嫂，詢問了我母親的情況。
她躲開別的售貨員，用最輕的聲音對我說：“你先不要著急回去，等天黑了你再回也不遲。你母親前幾天，已經被紅衛兵掛上一塊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裏看過你媽，她精神還不錯。”
“抄家了嗎？”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沒有啥東西了。”劉嫂說，“讓你媽著急的倒不是她自己，紅衛兵揚言要去農場鬥你哩！”
“劉嫂，身在公安局的勞改隊，已經是接受專政了。您可以放心，那兒目前倒是一個保險箱。”
“那就好了。”劉嫂說，“這是你媽最掛心的問題。”
我不敢在劉嫂身邊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較晚，出了人民市場後，我沿著小胡同轉了很久，待天大黑了以後，我才偷偷溜進院子。屋門沒有關，我輕輕一推，就進了屋子。真是最知道兒子的莫過於母親，她聽見我的腳步聲，就從裏屋走了出來。直到今天，我還記得當時我對母親的第一印象：她手上沒有蘇三起解的木枷，身上沒有蘇三的彩衣，但是垂掛在她脖子上的那塊大木牌子，卻完全與囚徒蘇三頸上的木枷一樣。特別使我心顫的是，那塊大木牌子不是用繩子拴係著的，而是用鐵絲掛在脖子上的。由於木牌又大又沉，母親的脖子被鐵絲勒成一道深深的溝槽——因而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用手去摘她頸上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