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維森受總場之命，宣讀解禁名單。我聽了聽，名單中的同類，大多是有著革命資曆的老共產黨員：如上海老地下黨黨員——《中國青年報》記者陳野、來自政法學院的老黨員鄧成、老北洋大學的韓大鈞……我的心也冷了下來，因為我的“罪行”記錄中有攻擊大躍進等內容，1961年在勞改礦山時，被定為三年的勞教期，這意味著我要到1964年的5月25日，才有可能被列入解除勞教和摘帽之列——此時此刻，離那一天還有一年多的時間呢。盡管如此，我還是為我的那些解禁的同類，暗暗祝福。能往前走一步，就比原地踏步要強；回不了原來單位，當個農工，總比圈在鐵絲網內的自由幅度要大一些——這雖然很不情願，但麵對鐵的現實，誰能有掙脫“緊箍咒”的辦法呢？！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我感到極度失望之際，陰雲中又突然出現了一線曙光。董維森在宣布完兩年期的同類解禁的名單後，話鋒一轉，談到還有一些同類要提前解禁。這一宣布，使我在內心中又生起一絲希望。之後，我從他的宣讀中，第一個就聽見了我的名字，我是屬於既提前解除勞教、又同時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兩年期中，有人隻解除教養，不摘帽子）。與我同時受到幸運之神光顧的，是來自於建築學院的穆樹方。
至於後來董維森又講了些什麼，我的雙耳如同失去聽覺一般——我的思緒完全沉浸在解析自我的命運之中：我想這並非命運之神對我的厚愛，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董維森與我思想上靈犀相通之結果。幾個月前我和他在隊部的那一次談話，與其說是我的罪行自述，還不如說是他的心靈獨白。隻是他代表的是身穿警服的專政一方，無法對我更深層次地表述他對中國政治生活的看法而已；但是他還是曲折地表達了他對形勢的理解。這在當時的幹部階層中，是極為罕見的事例。董維森當時能夠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對我及我的一些同類表示出人道的情懷，並盡其所能對我這樣一個因講了過多的實話，而落了個“反動至極”罪名的青年作家，給以他力所能及的幫助，是一個勇者的行為——這個行為的深刻內涵所展示的是無畏的道義力量。
記得，在散會以後，在老右們分組討論會議感想之時，他和高元鬆把我和穆樹方叫到了隊部的辦公室。他沒有說什麼多餘的話，隻是告訴我們到農工隊以後，要好自為之。語言雖少，但是語言之外的無聲語言，是任何一個有正常思維的知識分子都能體察到的——這是我在三畬莊最為珍貴的、永遠也無法忘卻的記憶。
回到監舍，同類們的祝詞自然不少。但這些已都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失去了聲音和色彩，但是“地理仙”曹克強君，對我說的富於哲理性的幾句話，我一直銘記於心。他說：“那泡烏鴉屎的故事，到此結束。你也知道那是在苦悶中找樂。你走了，我會想你的；我隻想提醒你兩句話，算作者西子的臨別贈言。第一，果子到了成熟季節，不用人去摘，它也會自然落地；第二，沒熟的果子，雖然被人摘走了，它也不壓秤砣。”我理解他話中的含義，不外在警示我，現在還沒到果熟時刻，我就被摘走，是沒有什麼真正的價值的。當然這是政治隱語，意思是走與不走沒有什麼根本的區別；還有一層話外音，就是自己應當有這種自知之明。
最後他緊緊握住我的手說：
“你是遇到愛才的好幹部了，他們完全是一番好意。讓我祝賀你提前從‘大勞改’，變成了‘二勞改’。至少你老娘可以經常看見孩兒了！”
步入“桃花源”
離開了眾多的同類，我和二十多個名義上取得了農工稱號的摘帽右派，分別被分配在第二大隊。前文已經有過交代：南區第一大隊，是犯人區——那兒大牆、電網，有士兵在崗樓上持槍而立；北區二大隊，則是一片果園。
我們被分往二大隊的不同的幾個中隊。與我同時分配到一中隊的老右（這裏所以仍然自稱老右，實因關進大牆的老右並沒因摘帽而取得公民資格——後文將逐漸談及），有陸豐年，即在本書第一部中寫到的因煮食毒蛇、癩蛤蟆，而差點進了閻王殿的那位老兄；還有來自中央某部委的何群，他倆都是上海人。後來又陸續來了原內務部街中學的體育教師劉景祥和另一位教師（記不清學校了）張玉民。不知是中隊出於管理的方便，還是出於湊巧，這幾個老右，都被分配在桃園勞動。
時正春日，兩百多畝桃園、兩千多棵桃樹，已然初吐花蕾。一場春雨過後，桃花綻開成一片花海，大自然沒有界限，它賜給我們的同樣是一片盎然生機，使初到這兒來的我，心情為之一爽。特別是這裏界鄰外部的自由世界，站在桃園的邊地，可以看到馬路上的行人川流不息。無論怎麼說，這花的世界，空氣中彌漫著茶澱從沒有過的花香；每天在樹行子中耕耘，雖然汗流浹背，卻真有身在“桃花源”之感。
記得到桃園沒幾天，我在樹下種草莓時（長長的桃樹行下都種有草莓），有幾片桃花，在風中徐徐飄落，我忽然記起了郭沫若在《棠棣之花》中的幾句極為孟浪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