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話被董維森聽見了。他拐過風障之後，立刻讓我們停下手中的活兒，對我們說道：“你們是人，又是人中的知識分子。我有什麼必要，非要偷偷看你們幹活不可——你們中的誰這麼講，本身就是自輕自賤。磨道上的驢子，才要有人看著呢！如果這些話，出自那些流氓、扒竊者之口，我用不著這麼認真——你來自石油學院，是有文化有知識的大學生，怎麼能這麼說話呢！你講了這話，實際上就是自我墮落！就是自我輕蔑！何修儉，回去好好檢查一下思想。這對樹立你們的自尊自愛是有的放矢。一場大饑荒，餓丟了許多知識分子的自尊。”
何修儉低下了頭。
董維森的臉漲得紫紅。
這是我來三畬莊之後，第一次見到董維森對我們發火。因為這個火發得有思想深度，因而同類們並沒因為董的發火，而對他有任何非議。正好相反，董在老右之中威信一直很高（我們平反之後，許多路過北京的外地老右，如上海的程海炎、福建的張誌華……還特意想去看望他，隻是因為他當時在北京西城公安分局工作，因其工作忙而沒能見到罷了。這在中國的勞改史中，是罕見的）。
李喜蘭的話，讓我首先想到的是下午發生在菜園裏的事情，董指導員是否在今天晚上，要何修儉在小隊作檢查？！
我沒脫工服，就直接奔向了董維森的辦公室。一件讓我想也沒有想到過的事情，就那麼簡單地發生了。他說，經過向上級請示，我可以在今天回家，明天晚上按時歸隊。注意事項就有一條，回到家之後，先向派出所報到——這本來是毫無意義的事，但卻是必須例行的公安條例。
我已經回憶不起來我當時說了一些什麼話了，但是由於強烈的感情衝動而引起的狂烈的心跳，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本來我下午去菜園，是專為這件事情而去的。中間出了個何修儉的問題，我就把這件事給忘掉了。現在你洗洗臉，換身幹淨衣服就走還不算晚，從黃村開往市內的公共汽車，大約一個小時的樣子。你有買車票的錢沒有？”
“我有。”
“那你就早一點兒動身吧！”
我向董維森表示了謝意，急忙出了他的辦公室——因為對我來說，這是天大的喜事，當我突然出現在老母親和小兒子麵前時，我難以想象這一老一小會不會認為是在做夢！
但是幾年勞改生活形成的行為本能，還是讓我立刻又走進他的辦公室。我說：“是不是有什麼手續之類的東西，比如放我回家的證明信什麼的……否則派出所會不會認為我是個逃號？”
董維森笑了，對我說了一句不是玩笑的玩笑話：“我說從維熙，你真是被關呆了，逃犯有自動去派出所報戶口的嗎？你別在這兒疑神疑鬼的了，公安機關都是一家子，彼此會互通消息的。”
我走了。
我第一次走出勞改隊的鐵絲網。
當我更換衣服的時候，同類們自然羨慕不已。我至今還記得曹克強咧嘴笑時的那一口黑牙：“同學們，你們不信也得信我曹黑子的預言。想當年我的老祖宗曹孟德，在赤壁戰船上，見烏鴉繞船而飛，我們那位老爺子知道那是凶兆，於是有酒後賦詩，裝瘋賣傻地在舞戟之時，刺死了他身旁的謀士。我們那位老爺子，以為見血就可以避凶，躲過赤壁之災。可是他忘記了一點，烏鴉這種玩意兒，對權勢來說是沒法逃避的克星。反過來說，對於無論甚的賤民，則是大吉大福之兆。維熙，你老兄能夠在今天回家探望老娘，都托那泡烏鴉屎的福。”
我隻好說：“大家同福！大家同福！”在一片嬉笑聲中，踏上了返京的路途。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沒有吃晚飯居然不知道肚饑。黃村車站，在團河農場的西南角，而三畬莊則在農場的東北角，我要徒步穿過大半個農場。因為適逢周末，見許多刑滿釋放或解除勞教後強製留場就業的農工，騎著自行車逆我北上。我想，有那麼一天，我也可能成為那些“飛鴿”中的一員，每個星期有一次回家的機會。但是我的心又有些酸澀，難道一個知識分子，最好的結局，就是納入“飛鴿”的隊伍？茶澱的老鄉戲稱這些就業人員為二勞改——就是說你就是有三頭六臂，也難離開專政的囚籠——這不是我的近慮，而是我的遠憂。
我是在永定門轉乘開往市內的公共汽車的。冬天天黑得早，沒走出農場時天已然黑了，待等汽車快要開到我闊別了三年多的那條魏家胡同時，街上已經行人稀疏。我暗自慶幸我是晚上回家，沒有熟人能認出我來。但隨著離家越來越近，我的心不知為什麼狂跳了起來。不遠處傳來小販吃喝著叫賣“紫心蘿卜”的聲音——這聲音我是非常熟悉的，昔日的冬夜，每到這個時刻，我都丟下耕耘之筆，跑出院門，買上一個又涼又脆的蘿卜，“嘎巴嘎巴”地咬上幾口，以助文趣。但此時我卻怕與那個賣蘿卜的老頭碰麵，他走北牆根，我走南牆根——一句話，我完全是一個過街老鼠的心態，似乎那些與我無關的路人，都是兩隻眼睛盯著我的貓。
古語說：做賊心虛。在那個專政年代，不是賊的人，內心也像是揣著一隻兔子，七上八下地不得安寧，我就是其中的一個。記得那天，幸虧把門的高家，還沒有關上院門，我輕輕推開院門，又輕輕地關上。我家住在後院，可想而知我會腳步無聲地穿過前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