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朵萬朵迎風開。
花從樹上紛紛落，
人從花中雙雙來。
我觸景生情地想起了還留在茶澱的張滬，絕好的風景立刻一片肅殺。她給我來信說，她們少許的幾個右派，隻有一個老右摘帽（馬敏行——唐達成之內姊），她和另外幾個老右，原地踏步。我很感傷，無論哪方麵來說，張滬都應比我先摘帽：她出身革命家庭，我出身地主家庭；她是上海的地下黨，在解放前的1947年，差點掉了腦袋，而我那時候，還是個什麼也不懂的學生。之所以反差如此之大，隻因為我來了團河，碰到了十分愛才的董維森，問題就這麼簡單。
說來也巧，由於中國政治形勢的陰晴無常，我來桃園不久，大概是對老右的解凍，也告一段落，董維森從右派隊調到我們中隊當指導員來了。他一到這個農工中隊，我就被委派當桃園班副班長。幾片桃花飛落在我身旁，所以能勾起我的浪漫憧憬，與我當時多方麵的處境有著密切的關聯。在這種心緒中，我做的第一件蠢事，就是把我塗鴉成篇的小說《彩鳳打擂》，在周日回京休息時，寄往了《中國婦女》雜誌——當然我必須言明，我已摘掉了右派的鐵帽，這等於是投石問路。與此同時，我致函中國作協，我已不屬老右的行列——我雖然被北京日報社開除公職，但作協的性質是學術團體，並沒有對我有過任何處理。直到今天，我也沒弄清楚其原因，有一天，董維森把作協寄往團河農場的一封信函交給了我。雖然勞改隊例行了對信件的檢查，但董維森把信內寄來的一張電影晚會的票，交給了我。
我用目光詢問董維森，該如何處理。因為類似這樣的事情，全團河農場沒有第二件。
董維森笑笑說：“這是好事嘛，中隊給你一天假。拿到信後，我看了看，電影晚會在星期四，不是在周末，中隊還是讓你去，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當天算你出工。”
我雖然有點飄飄然，但還沒有完全失去自知之明。我說：“這不太合適吧，不知過去有沒有這種先例？”
董維森的回答使我終生難忘：“過去這兒沒有管理過右派。沒有先例沒關係，我們可以開創個先例。你去吧！”
記得回京看電影的那天，算得上夢上續夢。家裏接到《中國婦女》雜誌的一封來信，言及我的小說將要發表。編輯詢及我現在的工作單位，並要我立刻複信給她（她姓秦，名字已然記不清了）。我如實把我的情況，函告了這位女士，然後去參加電影晚會。當時，作協俱樂部在王府井北大街路東的一座禮堂，離我家還有幾裏地的距離，對於勞動了幾年的我來說，這點路程完全可以以雙腳代替公共汽車。可當我走近作協俱樂部時，我的腳步不自覺地慢了下來：在那兒我肯定會碰到熟人，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批鬥過我的人，我將以什麼樣的態度，麵對必將發生的尷尬？我是想看到我昔日的一些朋友的，我又該對他們說些什麼？想來想去，我還是晚些進場為好，因為我不想過多地失去我應有的自尊。
大概電影已然開場了，我才進場。盡管我回避著文學界同仁的視線，還是被康濯首先發現了。他輕聲地招呼我：“從維熙，你……你……”他因吃驚而更為口吃，“來，坐過來。”
我坐到了他身旁的位子上。不待他對我再進行詢問，我用最為簡明的語言，向他說明我的一切。反右期間，他在批判劉紹棠的時候，雖然點過我的名，但是那些言不由衷的話，在我看來是迫不得已。他對同年代的作家，據說有湖南辣子之稱，但他對待文學晚輩，還是很寬厚的——我早在1953年就結識了在文學講習所工作的他，全國第一次青年創作會議之前，是他介紹我參加作家協會的。出於良知，我不能對他有任何的不敬。他聽了我的情況後，說了幾句勉勵我的話，要我努力改造思想雲雲。
我記得當天看的電影，是一部日本片，片名是《珍珠女王複仇記》。由於其中許多裸體鏡頭，康濯連連搖頭。之所以如此，因為當天他是帶著他的兒子來看電影的，怕是有傷風俗的畫麵，對孩子身心健康產生不良的影響。我則感到是一次真正的解禁，因為在那個百花凋零的年代，了解一下世界電影的潮流——盡管我也不適應影片中過多的肉色渲染，但還是感到沒有白來。
特別使我難忘的是，在散場時我看到了在北京人藝工作的老同學劉厚明，他十分關切我的處境。馬路上已經行人稀疏，我和他在街頭躑躅了很久。我對他毫無保留地談了我的心聲，他當即問我願不願意去東北文聯工作。我當時身陷囹圄，還考慮什麼東北、西北，我說，我哪兒都願意去——隻要能讓我寫東西就行。
一場荒唐夢！
我是到了1964年，才夢斷“桃花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