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過去總叫他小劉，此時卻喊不出這個稱呼。我連連點頭：“農場放假一天。”
“你現在在哪個勞改農場？”
我如實告訴了他。
“好好勞動，國家總有一天會用上你們知識分子的。”
我見他態度和藹，便大著膽子對他說道：“劉同誌（是不該稱同誌的，但我找不到更為合適的稱呼），我家裏隻有一老一小……”
他馬上打斷了我的話說：“我明白你的意思。”
“多麻煩你了。”
話也隻說了這麼多。他雖然不忌諱我，但我怕給人家找麻煩。在那個歲月，一個身穿警服的人，主動與一個等同於反革命的右派打聲招呼，就算是有膽子的了——我有這方麵的自知之明。回到家裏，與母親說起路遇小劉的事兒，母親告訴我，他曾來過我的家，問過有什麼困難，能做到這一點，至少不是勢利眼的小人。中午，母親給我烙的肉餅——當時的肉是定量供應，我那一頓肉餅，大概吃掉了一老一小全月的豬肉。
下午，我與兒子享受了天倫之樂。他把一摞畫滿火車的紙，一張張地攤開在床上。他說這是火車站，他長大了要去當火車司機。我笑，我媽笑，他也笑。本來我是要去看看劉紹棠的，但覺得剛剛回家，就離開家去辦個人的事，是會讓老母親和小兒子傷心的——加上當時電話還很不普及，無論去哪個朋友家一趟，都得有半天的時間。要知道，這一老一小是我靈魂的一個組成部分，三年多夢魂縈繞的感情斷橋，是難以用半天時間彌合起來的。
在我記憶中，那是最短的一天。黃昏來得比任何一天都早，母親為了叫我早點返場，提前做好了晚飯。但是待我要踏上歸途時，從眾哭鬧著不讓我走。見到兒子流淚，我的心都碎了——還是母親柔中有剛，嚴於理性，她把孫子攬在自己懷中，同時揮手催我上路——我是在心愛的兒子的哭聲中，上了公共汽車的。
3月15日這一天
我被允許回家一天的事情，在勞改隊若同一次精神地震，在我的同類們中間，被視為解禁的一顆信號彈。我歸隊之後，在菜園的勞動中，又發現了一個不解之謎——董指導員和高隊長一連幾天沒有露麵。據門口值班員透露：這幾天頭頭們在場部開會。
本來在菜園幹活就十分輕鬆，籬笆圈裏就成了議論天下大事的園地——比如，1962年1－2月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七千人大會，3月周恩來在廣州會議上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這些雖然已經過去了一年，人們還在有滋有味地咀嚼著它的餘音，並把我的回家與中隊頭頭們的連續開會的事聯係在一起。其實，中央在1962年8月，已經開過了八屆十中全會，會上的調子已然從糾“左”又轉向了繼續反右（彭德懷上書中央的問題，被毛澤東提到了會議日程上。我們當時不可能知道其內情，也是盲目樂觀、自作多情的一個原因），老右們似乎隻記住了形勢有利於自身處境的一方麵，而忘卻了不利於自身擺脫困境的另一麵。因而，我們的夢幻常常是空中樓閣——我自己也概莫能外。
在我的記憶中，除了前文提過的那幾位十分理性的同類，依然故我地表示出淡漠的態度之外，多數同類都認為，解決老右問題的時間已然到來。記得在菜園勞動時的“自由論壇”，幾乎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你們還記得嗎？”有人提示說，“在告別茶澱的時候，李文山指導員曾問過我們：‘你們到了北京，有上街穿的衣裳沒有？’”
“對了，還問過徐洲，你過去是教音樂的，現在你的手指還能彈琴不能。”
“看這架勢，是要開籠放鳥了！”
……
中國50年代的知識分子的天真與幼稚，在當時暴露得淋漓盡致。反過來看，它也正好說明了這樣一批青年知識分子，並無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心——可以說他們是新中國成立後，最具有愚忠精神的一代。有幾個外語學院來的老右，在那一段日子裏，嘴裏已經嘟嘟囔囔地熟悉開他們丟下的外語。似乎他們昔日掌握的專業，馬上有了用武之地似的。
據我的回憶，那一天是1963年的3月15日，董指導員和高隊長突然在三畬莊露麵了。董維森宣布當天上午全隊停工開會，同類們似乎從他的滿麵笑容上，窺視到了我們命運的轉機。特別是全體老右在院子裏列隊集合之後，總場場部的一位負責人（我已記不清是哪一位頭頭了），又突然出現在會場上，這更使那些樂天派的老右們欣喜若狂。但是隻經很短時間的激動之後，同類們的心立刻從雲間墜入穀底。他作的十分簡短的政策性說明，完全冷卻了老右們的心。這並非“開籠放鳥”的一次會議，隻是解禁勞動教養到了期限的老右。1961年5月25日，全國勞改係統同時對勞教分子宣布的勞動教養期限，有兩年期，有三年期。截止到1963年3月15日，兩年期的老右，將接近期滿。這次會議，主要的議題是對兩年期的同類宣布解禁。而在老右的部落中，兩年期限的隻占少數，絕大部分勞教期為三年——這與同類們想象的“開籠放鳥”，有著極大的反差。因而，同類們的狂熱頓時成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