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來到後院我母親和我兒子住的西屋時，三間屋子裏還有一間亮著燈光。我一邊叩打有燈的那麵玻璃窗，一邊輕聲喊了一聲：“媽——”
“誰呀？”
“是我！”我的心在顫抖，我聽見母親的聲音同樣失去了常態。
夠了。世界上最熟悉兒子聲音的是母親，她匆匆地拉開了屋門別棍。老母親開門的速度之快，顯然是由於她的興奮和驚愕。然後，她匆匆地關閉了房門，滿臉恐懼地對我說：“你怎麼回來了？”
“媽，您放心，是隊長叫我回來探親的。”
母親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我的臉：“是真的？”然後，淚水便像小河一般，淌下她的雙腮。
臨近家門時，我已做好了心理準備：絕不流淚。家裏家外，就我這麼一個男子漢了，不能對一老一小輕灑淚水。我笑著對母親說：“我能回家您該高興，說明我的問題有希望解決了。”
媽媽一邊擦著眼淚，一邊“喃喃”地說：“你可瘦多了！瘦多了！”
“您不是說過人太胖了不好嗎？現在我們能夠天天吃上白麵饅頭了，比茶澱強一百倍了。”我說，“您想想，團河才離家幾十裏地遠，等於就在您的身邊！”
母親還想多說些什麼。我說：“為了能早點到家，我還沒吃飯哩！”
這句話起了作用，母親趕緊捅開火爐，給我弄吃的。借著這個空當，我悄悄走到床邊，仔細端詳與我闊別了三年多的小從眾。他仰麵睡在床上，臉兒鼓鼓的像隻皮球。一定是他白天玩累了，我與母親剛才的一切，他一概不知——不知道也好，不要讓他的夢隨著我和張滬的處境，而變得像破碎的肥皂泡。過早地告別童真，對孩子是個最大的痛苦。眼下他還不知道什麼叫右派，也還沒有懂得那道政治代數題——右派＝反革命。一旦他知道得多了，光潔的額頭上，會提前出現皺紋的。
我親了親他的臉蛋，又給他掩掩被角，坐在桌前吃母親煮好的熱麵條。之後，我和母親度過了一個高興又酸楚的夜晚。我們是三代人擠在一張大床上睡下的，母親告訴我，寫字台上堆起的老高老高的一摞火柴盒，是一老一小的主要謀生手段，孩子姥爺（張滬的父母親）每月支援一點，加上我曾有一點稿費存款，日子還能對付。我對母親說的幾乎都是讓她寬心的事，比如，報社把搜查時拿走的東西，如數退還了等等（其實是否如數，我根本不知道）。我至今清楚記得母親說了如下的話：“那書咱就別要了，你看看這些年倒了黴的都是你們有文化的人。”我母親是個大字認不了一鬥的文盲，能在那個年代講出這些話來——並被後來的曆史所證實，實在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
第二天，我拉著兒子從眾的手，去照相館合影留念。幼稚而純潔的孩子，高興得蹦著跳著走出院子。他看不出院子鄰裏的眉眼高低，而我則把人間冷暖看得一清二楚。北屋劉家、東屋霍家都出身不太好，因而對我有著本能的同情；外院的遲家與王家，家裏都有人被關在大牆之內，所以有著同病相憐的內在關係。所以當我突然出現在院子裏時，沒有歧視的目光掃射過來——但有的知識分子鄰居，我實在不敢恭維。我想了想，為了避免多餘的話，還是打主動仗為好，因而不等詢問，我搶先告訴他們：放假一天，回家看看。盡管這樣，霍家大媽、劉家大嫂還是問這問那，並一致說我精神很好。我自知這是對我的安慰，還是感到如鯁在喉，有說不出的酸楚與苦澀。
好不容易走出院子，與小兒子在照相館合影完畢。小小人兒緊緊貼著我說：“爸，你總不在家，怎麼隻休息一天？”
我支應著。
“別人的爸爸都住在家裏，你也搬到家裏來住吧！”
我正在想怎麼回答兒子的問題才好，他的另一個不解的問題又提了出來：“爸，你放假回家了，媽媽怎麼不放假回來？”
我不能不欺騙他了。我說：“快了！快了！”
“快了是什麼時候？”
我無言以答。因為我們走了三年多的時間，在小兒子的心中藏著無數個“為什麼”，而這些“為什麼”都是我回答不出的問題。與其如此，還不如沉默無言為好。小兒子在高興中還提出些什麼，我已無法述說清楚，但在這個時刻，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大事——我還沒有去派出所報戶口呢！本來這是昨天晚上就該辦的事情，因歸家心切竟然把這件事給忘記了。而此時，小兒子又緊緊地貼在我的身邊，帶他去派出所顯然是不合適的。但是久別父親的孩子，好容易享受到一點點父愛，不願離開我一步。我隻好匆匆地先把他帶回家，對母親耳語了幾句，讓母親把他哄騙在家裏畫火車（他從小愛畫火車，於1979年我徹底平反時，他考取了中央美院）。
我家的住地屬於景山派出所管區。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以一個被專政者的身份，走進公安機關。好在派出所的戶籍警，聽完了我的自報，並沒詢及我其他問題，這使我在走出派出所時長出了一口氣。事後我才知道，管界內的被專政對象多得很——我因為是初涉雷區，自然是充滿了不安。
也算湊巧，在胡同的拐彎的地方，碰上了昔日管理我們那一片的片警小劉，我隻管低頭走路，自然是他首先發現了我：“喂，你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