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低下頭來，無言以答——因為我不僅很害怕提及這些問題，甚至連想都不敢去想，可是此時此地，卻被一個對我執行專政的幹部提了出來（正是基於這些原因，當1979年我的問題平反，我從山西回到北京之後，我急於要去看望的勞改幹部，除了曹茂林，就是董維森。曹沒能找到，而找到了董——他請我在西皇城根他的家中吃了飯，在對飲之中，我和他一起回憶了當時的許多生活細節。我代表我們一代受難知識分子，向這位正直並關注中國前途和命運的公安幹部，表示了深深的敬意）。麵對董指導員如此的坦誠，我已無退路可尋，但我清楚地記得，我對當好這一角色仍然十分膽怯。
回到監舍，當天晚上就從二小隊搬到四小隊落戶了。盡管是一個簡單的行李和臉盆之類的雜物，還是有幾個同類幫我搬運。之所以如此，皆因那泡烏鴉屎的故事，在曹君“反彈琵琶”的解析中，似乎得到了應驗。在某種意義上回眸當時，這種命運的安排，是早就注定了的——因為董指導員十分看重知識分子的良知。但是此舉，對我也有著它的負麵價值——它使我本來就孕生了的夢，變得更加躁動不安，仿佛我真是懷胎十月的母體，那嬰兒當真就要分娩了似的。
這個嬰兒就是在我心中已然死了的文學。我寫信給紹棠，給燕祥，給厚明……我告訴他們我還活著，而且活得離他們越來越近，也許有一天，我會突然出現在他們的麵前，相互敘敘別情。紹棠的信，複得非常及時，他告訴我燕祥正在忙於搞一部蘇聯的《葉爾紹夫兄弟》的舞台劇本，他則在寫他的小說。至於時局，時暖時寒，聽說黨內又有反右傾之說雲雲。他在信尾是不留名的（這是我進勞改隊之前，就相互約定了的），但他那粗粗的、揮灑自如的鋼筆字，我已然結識八九年了。
也就是在這段時日，我複蘇了的文學神經，指使我給我文學啟蒙老師孫犁寫了一封十分動情的信。為了不給這位我崇敬的前輩帶去不必要的麻煩（右派身份連累善良），我特意用了一個印有許多花紋的信皮（就像是一個女性的信函），並隱去發信的地址，將信寄往《天津日報》文藝副刊。我在信中告訴孫犁前輩，我雖身處逆境，但無論還要麵對多麼大的困難，我的生命都不會離開文學。信尾，我告訴長者不必複信給我，我正在某一個勞改驛站上過著常人感悟不到的生活，並希望孫犁珍重身體。
沒有料到的是，孫犁當真收到了這封信。當我在1979年複出後，孫犁同誌為我第一本書作序時，在書的卷首留下了這樣的一段文字：
……
如果我的記憶力還可靠，那是在1964年的秋天（應是1963年的早春——筆者），我收到一封沒有發信地址的長信，是從維熙同誌寫給我的。
信的開頭說，在1957年，當我患了重病，在北京住院時，他和劉紹棠、房樹民，買了一束鮮花，要到醫院去看望我，結果沒得進去。
不久，他便被錯劃右派，在勞改農場、礦山做過各種苦工，終日與流氓、小偷，甚至殺人犯在一起。
信的最後說，隻有組織才能改變他的處境，寫信隻是讓我知道一下，也不必回信了。那時我正在家裏養病，看過信後，我心裏很亂。
夜晚，我對也已經患了重病的老伴說：“你還記得從維熙這個名字嗎？”
“記得，不是一個青年作家嗎？”老伴回答。
我把信念了一遍，說：“他人很老實，我看還有點靦腆。現在竟落到了這步田地！”
“你們這一行，怎麼這樣不成全人？”老伴歎息地說，“和你年紀相當的，東一個西一個倒了，他不是一個小孩子嗎？”
……
這就是我在苦苦尋夢時期留下的一幅精神縮影。在給孫犁同誌的信中，究竟還寫了些什麼，我已無從記憶；但是對所處境況的感慨，以及圓我文學之夢的期待，深藏在文字之中，則是一個肯定的事實。但是不久，沉重的體力勞動，第一次撕碎了我的夢幻。
挖湖造山的記憶
在團河農場的日曆牌中，沒有比這一段日子，更具有英雄主義色彩了。
在鳳河邊上浪漫了不久，我們便開始了一項名叫“人工湖工程”的艱辛勞動。那是寒冬臘月、滴水成冰的季節。
那裏遠離團河宮，而在總場場部的一側。死了詩情的風景線，同類們又回到了過去的日子。開挖人工湖動員會上的報告很簡單：團河是個經常接待外國人參觀的模範監獄（南區皆為犯人），為美化環境之需，要開挖一個開闊的人工湖，把挖湖的土，堆成一座山——有山有水，將為農場增光增色。當然，這裏邊更深一層的含義是讓右派們在艱苦的勞動中脫胎換骨。中隊長高元鬆是個講話簡短的人，沒有虛詞廢話。
在我的記憶中，這項工程是在我擔任第四小隊隊長之後的一兩天內開始的。由於我們要到離三畬莊很遠的地方去挖凍土，因而每天要帶上鍬鎬等許多工具，列隊前往工地。也正因為路遠，中午不能回來吃飯，夥房要把飯菜送往工地——在露天的冬日荒原上吃午餐，十分艱苦。此外，同類們需要把一筐筐挖出的稀泥，運往幾十米之外的地方堆積成山，這之間的距離，足以使懦夫卻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