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也傳進董指導員的耳朵，但他對這件事沒有過問。我想，一定是他對饑餓後遺症漸漸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後，才有了對徐繼和的這種寬容。按說，當時的糧食定量是不少了。在勞動工地上，中午每個人四個饅頭一碗菜，可是仍然有人覺得填不飽肚皮。與我一個小隊的劉士康、郭鍔權，幾乎每天都要從我手裏要走一個饅頭，我實在不知他們的腸胃與我的有什麼不同——因為我和他們一樣，每天都要揮動鍬鎬，與他們耗費著同樣的熱能。
有一次，在工地休息的時候，我和學長趙嶽坐在了一塊兒。我要他為我解疑，他說他餓怕了，便有了這種精神上的遺留。在茶澱農場時，他見過一件使他終生難忘的事：有一個浮腫號去見上帝了，當時他們分場僅有的那口活棺木不夠運死人用的，便臨時打了一口薄木棺材。正當同號們為他釘棺木的釘子時，分場場長走了過來，他打開棺木的上蓋，有意無意地摸了摸死者的腦袋，發現他還有體溫。他又把耳朵伸到死者的鼻翼之下聽了聽，發現死者恢複了呼吸。場長馬上命令把人抬出來，結果這個已然進了閻王殿的囚號，又活了過來。趙嶽與他在大炕上為鄰，每天看他擺弄他那被釘棺木的釘子釘破的衣裳，並說要一輩子保存下來，當做死亡紀念品。趙嶽被他的“死而後生”嚇怕了。本來他的肚子就空，加上那紀念品每天在他眼前晃來晃去——他便有了見東西就往嘴裏塞的習慣。
聽趙嶽一說，我似乎對徐繼和與他的行為有了一點兒理性的認知——他們像是得了某一種疾病似的，看見食物就會產生不可抗拒的條件反射。但是他們也來工地挖湖造山了，其體力和精神的付出，都要比正常的人多。特別是徐繼和，說他身體缺少熱能吧，可是他在嚴冬時節，專愛赤臂裸胸地大幹——這至少說明他盡管染上饑餓的神經質，心裏也還有一個美好的夢想，就是在艱苦的環境中有個良好的表現，以達到早日離開這裏的目的。
從嚴冬到開春，我們的汗水灑在了人工湖，其中還包括一批浮腫號的忘我勞動。當我三十八年後去尋找它的身影時，它已化為烏有，隻有那荒蕪的廢墟中，還殘留著我們當年的勞動印跡。我不無感傷地在那兒站了很久很久。令人欣慰的是，在那向陽的土坡中間，我看見有草芽從廢墟的縫隙中鑽出來——它挺像當時的我和我的同類們。
在這段日子裏，好像隻留下巴鴻（北影導演）一個人在三畬莊，他的任務是打掃衛生。這不是他不願意去人工湖轟轟烈烈一番——他從東北勞改農場來到這兒時，一隻手的五個指骨，已然抽縮成了伸不直的雞爪一般。當然還有夥房的一些同類，因為人總要吃飯，少不了炊事人員。究竟誰幹上了這份美差，我已記不清了——直到80年代，我的《德意誌思考》在華僑出版社出版時，該社總編李是同誌打來電話，和我來了一個黑色幽默：“過去我給你掌勺燒菜，今天我給你出版作品——老夥計，我當年是給你做飯吃的夥夫！”經他提示，我才記起這個瘦高瘦高的同類——他當年充當的角色，是人工湖的後勤。
這個時期，董指導員向我詢問過譚天榮和周大覺的表現。對於這些事情，並沒有因年代久遠而忘卻。我談及譚時，說到他體質很瘦弱，但在人工湖的勞動中，總是找重活幹，表現是很出色的；至於周大覺，是個不善言談的老實人，他總是像牛一樣埋頭勞動。為了言出有據，我還提出高元鬆隊長每天去工地，可以證明我的彙報絕非虛言。我想：如果高層的頭頭們，以他倆為尺子丈量全體老右表現的話，那麼我無愧於同類，更無愧於良心。這是回眸挖湖造山之尾，不能遺落的一筆。
第一次回家探母
大概是在這一年的2月，老右中家居北京的有兩個人被允許回家探親，我是其中的一個。能夠在專政機構中受此厚待，在我看來完全出自於董維森和高元鬆對我的同情。前一節，從董和高與我的談話中，讀者已能管窺到一二；兩個人所不同的是，高說得比較含蓄，而董的談話則更為直接。
那是一個周六的黃昏，我從菜園種菜回來。剛剛走進鐵絲網編織成的大門，門口值班室的值班員李喜蘭就對我說：“董指導員叫你馬上去他辦公室一趟。”他對我說起這件事的時候，神情多少有點詭秘。
我有點兒奇怪，因為下午董指導員還在菜園巡視，並為了何修儉的一句話，對我們進行過訓政。他是常常在勞動工地找老右談話的，為什麼他不在工地找我，而偏偏讓我下工之後，立刻去他那兒呢？是不是何修儉的事還沒算完？！其實下午發生的事情並不大，但是董維森為了這件事，動了肝火。我們種菜的菜園，周圍是擋風的風障，它是為了防止春寒把春菜凍死，用秫秸夾起來的籬笆牆。因為這種透風的籬笆是不隔音的，何修儉聽見有腳步聲，便對同類們說了一句：指導員在扒著籬笆縫兒，偷看我們幹活呢！他的意思不外是提醒同類，不要站在那兒給鐵鍬號脈——快點幹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