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的一年夏天，日本女作家山崎豐子來我家做客時，曾敏感地看見我的雙肩失衡。我向她簡單地講述了當年挖人工湖時的狀況，我常用左肩，所以左肩比右肩高出來一塊肉疙瘩。山崎豐子是個直性子的老太太，她用手扒開我的衣領，站在我的麵前，仔細地端詳了好一會兒，突然之間，眼淚順著她的麵頰流了下來。我則沒有任何感傷之情，因為若論肩上的磨難與負重，我可能還比不上一個黃土高原上的挑夫——我想，她的眼淚不是為我一個人而流，是為中國一代受難的知識分子而流淌的——因為在那個年代，留下雙肩失衡症的不止我一個人——我們像是一匹匹苦駝，隻知道拚命地勞作。
我由於這個小隊長的差事，本來可以不參加勞動的，但是受一種使命感的支配，我從不借此逃避勞動——正好相反，哪兒活累我往哪兒跑。記得有一次，四個小隊舉行抬土的擂台比武，當時土山已堆到幾十米高，比賽的項目是看誰能抬土最重，而且要不歇腳地，一口氣把泥筐抬到山的最高峰。我自告奮勇充當了這個角色，與我同抬一筐重約五百多斤泥土的夥伴名叫王玉珊，是來自北師大的大力士。泥山的路滑滑的，我們仍蹣跚著艱難地向上邁著雙腳，走著走著，隻聽得“叭”的一聲巨響，我們肩上的硬木扁擔，被壓成了兩截。
土山上下，響起一片歡呼聲。
我和王玉珊雙雙跌倒在了泥山上。
參加開湖造山勞動的隻有我們清一色的老右，另外還有在工地巡視的高元鬆隊長。高元鬆這個人有個特點，無論天氣多麼冷，他總是不戴帽子，寸頭下的那雙耳朵，被冬天的刀子風割得通紅通紅。就在我和王玉珊壓斷了扁擔的那一天，他把我叫到了一個避風向陽的角落，先讓我披上棉衣（我當時隻穿著一件單背心），然後提示我說：“中隊派你當小隊長，不是讓你玩命的。你的工作任務是關注你活段的全局。”
我說：“勞動已成為我的本能，我沒有浮腫病，有力氣幹活。”
“董指導員對我說了你的情況，中隊是有意識地讓你脫產。你明白嗎？”
“我……我……我不能不幹活。今後我更注意全局就是了。”
“你聽清楚，今後再也不能這麼幹了。”他說，“萬一扭傷了腰、腿，你老母親就你這麼一個兒子，她會在夜裏做噩夢的。”說完這句話，他就走開了。
他的最後這句話，使我牢記了半生。因而在1990年的冬天，我重訪團河農場時，特意提出要見見高元鬆。場長把他找了來，我們坐在一起敘舊。他老了，我也老了，惟一沒有老的，是團河農場上空的那一輪驕陽。我們去了當年挖湖造山的老地方，山沒有了，水也尋覓不到（原來是準備引進鳳河水來造湖的），眼前隻有一個大大的圓土坑，它的四周是一堆堆的亂土。
可是這兒曾留下我的多少記憶？我和我的同類們又在這兒流下過多少汗水？我印象中最為深刻的，連浮腫號都主動要求上陣參與挖湖造山——我的學長趙嶽、永遠吃不飽的徐繼和，還有相當數量的饑餓後遺症患者，都到“桃花源”中來修建夢中的“伊甸園”，希望通過艱苦的勞動，有一個好的表現——因為此時正是我們這個受難群落的多夢季節。
記得，徐繼和在那段日子裏，還演出過震動了所有同類的一幕戲劇。有一天，他實在感到肚饑難耐，去夥房偷吃了一些白麵饅頭還嫌不夠，他居然敢到幹部辦公室，去吃董指導員桌子上的葡萄。他偷吃完了之後，還在董的桌子上，留下這樣一張紙條：“我又犯了錯誤，把您的葡萄給吃了。我自知這是十分錯誤的，但是我無法管住我這張嘴。您批我鬥我我都心甘情願地接受。”這是知識分子留在那個年代的真實印跡。這個十分奇特的事例，雖然在同類中引起了不小的非議，但是董維森對這一問題，並沒有過於認真。在例行的小隊長會議上，他說：“徐繼和是二小隊的，王貴峰你應對他進行批評。一個人最可怕的，是沒了自尊自愛——他一來到這兒，我已經對他說過這一點了，在垃圾堆上撿煙屁股抽，這不像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人。”
過了不久，在工地上吃中午飯的時候，徐繼和又當眾出過一次洋相：他與同類打賭，說他的肚子是無底洞——就像人工湖的坑，有多少饅頭他都能吃下去。同類中不缺喜歡逗樂的人，便想辦法給他節約下十幾個饅頭，看這個大肚漢的表演。最後饅頭倒是吃光了，但是肚子卻脹得解不開褲腰帶了。沒有辦法，幾個同類還要幫他去解腰帶——因為他急於要去大便。此事，引得同類們大笑不止，成了徐繼和留在人工湖的一則“笑林廣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