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鳳河的水已經結冰，但張君的這一段帶有傳奇色彩的生活，使我心中的冰坨在春水中解凍。我沒有叛逆生活的勇氣，但我非常崇敬知識分子中的這種類型——在我的認知中，這種類型的同類，遠比在垃圾堆上覓食的同類，魂魄裏多了一種自我珍視的不屈精神。不知是不是因為張君也鍾情於文學，他曾流露出對才女林昭的傾心，上海當時是個管理非常嚴格的城市，他居然敢溜進大上海，偷偷與自謀生活出路的才女林昭見了一麵。我在聽他向我陳述他與林昭會麵的心緒時，感受到他對她的真心傾慕。他說：他站在她的麵前，感到自愧不安。因為林昭對1957年反右以及大躍進連著的大饑餓，有著十分堅定的立場——他隻是以流浪達到苟且偷安的所謂自由，而林昭則在上海不斷上書中央，表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前途的憂慮。事實證明了張君對林昭的洞察之深——到了“文革”年代，她因不斷反對“文化大革命”，而被捕入獄——這位“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優秀知識分子，最後咬破手指在囚衣上寫了個大大的紅色“冤”字，被上海的“四人幫”餘黨，拉到刑場執行了槍決。無畏的英靈去了之後，殘暴成性的劊子手，還去她家收取子彈費。（80年代初，林昭冤案得以平反後，在1980年12月11日，她昔日的北大同學以及一些社會賢達，在北京曾為她開了一個別開生麵的追悼會。會場上除了懸掛著許多挽聯和寄自全國各地的悼文、唁函之外，特別引人深思的有兩件東西：一是林昭在獄中寫的血詩，一件是懸於她遺像之旁的一副無字的對聯。其詩因太長在這裏略去，但是那一副無字對聯，卻使人無法忘卻。其上聯用墨筆畫了一個大大的驚歎號“！”，下聯用墨筆畫了一個大大的問號“？”。此對聯真是無言勝有言，將永遠啟迪後人去思索，去評說。）
當我還在《北京日報》當文藝組的編輯時，隻是聽說過林昭的名字，張誌華在對我回敘他當逃號生活的鳳河河堤上，我的心中刻上了她的名字。她是早醒的中國知識分子中的一個，其對中國命運的執著關注，可以與“文革”中的張誌新相提並論。當她已然是個無畏鬥士的時候，我們還是在籠子裏等待著報曉的公雞。
我的書與夢
張誌華的歸來，無疑是我們癡情夢幻的助燃劑。一個逃號全須全尾地回來，表明當時政治上的寬鬆。偏偏在他歸來不久，有一天，指導員董維森把我叫到隊部辦公室，通知我去場部領取一件東西。我十分迷惑，因為勞改隊成員的所有信件，都是寄到三畬莊——右派中隊裏來，董維森何以要我到場部去取？
董說：“你過去寫過書？”
我答：“是的。”
他說：“本來場部內勤是應當把那件東西送到中隊來的，是一個大麻袋，裏邊都是書。”
我認真地想了想，沒有一個人會在這個時候給我郵寄書籍，而且又有一麻袋之多，一定是張冠李戴弄錯了。我當即向董指導員說明了我的想法。
董指導員說：“場部叫我去檢查過了，就是你的書。裏邊還有你一部什麼……《黑土》的手稿，是《北京日報》派車送到農場的。我例行的是檢查的任務。”
我頓時明白了——在把我和張滬送進東城公安分局之後，《北京日報》保衛處曾對我的家宅進行過大搜查，連一些與友人的往來信件，也全部被拿走審查。這是過去我母親去茶澱探視我時，對我講起過的——這些東西對於我來說，已然是身外之物，時隔兩年多了，為什麼又把它退還給我；而且不退到我的家裏，卻送到這裏來呢？
董指導員看我神情發呆，對我說道：“我來勞改單位工作時間不算短了，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我讓你去看一下的目的，不是讓你把書拿到這兒來；你過目一下，打個收條就行了。至於那些書籍怎麼處理，三畬莊也沒有地方存放，我們的意見是先放在場部倉庫裏，你有什麼意見？”
我能有什麼意見呢？身子都掉進了井裏，還要耳朵有什麼用？我想了想，對董指導員說：“我不用去看了，我在這兒打一張收條就行了。您看……”
董維森認真地考慮了一會兒，取出紙筆。可是當我要簽字時，他又製止了我。他說我所在的原來單位，究竟在當時取走了我多少東西，他們並不清楚，他的意見還是我去過目一下為好。
我說：“不用去了，連我自己也不清楚。那是押送走我們之後，他們才取走的；不要說我不清楚，連我的母親也不清楚——她是個來自農村、不識幾個字的婦女。”
他點點頭。
我簽了字。
待我要折身走出辦公室時，他叫住了我，並指指一隻木椅，叫我坐下。來勞改隊之後，我還沒有與勞改幹部平起平坐的曆史。初進收容所時，我們沿牆根蹲著；在茶澱時，我們站著，即使是坐著，我們也是坐在自帶的小馬紮上；但這次我還是很坦然地坐在了木椅上——人世間的許許多多事情，是無法用語言表達清楚的——按照階級劃分，他是專政的一方，而我則是被專政的另一方。一個是水，一個是火。但我始終對他沒有畏懼之感（包括對隊長高元鬆），從他的第一次講話中，我就發現在他的語言深處，潛藏著某種與眾不同的善良。果然，他首先詢及我的問題，就是我的家庭。他說他已經從我的材料中得知了我原來是一個青年作家，也知道我是夫妻雙雙折進大牆中來的——他不知道的是，我們雙雙被送勞改之後，家裏的一老一小是怎麼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