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當時一位與我一起打木樁的同類（請原諒，這屬於隱私，我必須略去他的姓名），就對在我身邊幹活的李泰倫直言不諱地說：“我常常手淫。”
我當時幾乎難以置信。在大饑餓年代，他的身體本來就弱不禁風，怎麼能有這種行為呢？當時，因為我和他倆不在一個小隊，彼此之間十分陌生，不太好開口詢問這一問題。但是他們倆對於這一問題並不回避，李泰倫喜歡拉小提琴，而那位自白者來自於文工團，他們之間有著共同的愛好，因而說起這些話來，彼此沒有間隔（李泰倫平反後，與我同住在團結湖小區，當我們共同回憶往事時，他提醒我除了肚子的饑餓之外，在當時的男兒國中，普遍存在著生理本能的饑渴）。那個文工團員對李泰倫的直白，其實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心理狀態，隻不過他把深藏在這個知識群體中的另一種焦渴，給公開化罷了。當時，還流傳出一些同性戀的奇聞，一個來自石油學院的何某某，與來自清華大學的劉某某，為了另一個高某某，在茶澱農場時，曾動過鐵鍬雲雲。
因而，在編織鐵絲網時，把一個男性看成林妹妹，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人性中的一種本能驅使。由於生活中的陰陽失調，中國古代《詩經》的開篇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那種詩化了的美麗意境，在這裏已經化為烏有——道理十分簡單，這兒沒女兒河，因而蘊藏在男性大山腹內的地火岩漿，難於找到一個突破口——因而人性的赤裸，在這兒成為一種必然。隨著作繭自縛的“鳥籠”的編就，同性之間的變態情癡，也變得更加原始。此種變態，在我的中篇小說《白雲飄落天幕》中，曾有過片斷的描寫——筆者不想在這方麵多費筆墨的原因，因為它並非我記憶中最為沉重的部分。我們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最為本質的東西，是即便已是繭中之蛹時，也還在編織著自己的夢幻……
逃號張誌華軼事
我在本書第一部中，曾寫到老右中的惟一逃號張誌華——他趁出工提前往工地運送工具之際，從荒蕪的茶澱逃走了。我不記得是哪一天，張誌華又突然出現在我們麵前了。在勞改隊中的逃跑行為，當然可以以仇視無產階級專政的罪名，對其進行判刑，但是張君逃離勞改隊有一年多的光景，歸隊後居然僅僅作了一個書麵檢查，就算是過了鬼門關。最初，我以為是張誌華自動投案，得到了寬大處理。其實並非如此，他是浪跡到江南杭州後，被當地公安機關抓捕歸來的。
張誌華是個文學迷，因而很快成為我患難中的朋友。這個來自於北京大學新聞係的學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與北大中文係的譚天榮，以及同係的女才子林昭（“文革”中被槍決於上海），是北大第一批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也許是文學的緣分，他到了三畬莊不久，就坦誠地向我傾訴了他外逃後的一切。
“我是個有血有肉的大活人，我熱愛自由。”他說，“我在茶澱時，時時刻刻都在尋找出逃的時機。那天早上，我逃出界河後（指環繞於農場四周的金鍾河），便南下了廣州。”
“錢從哪兒來？”我對他的行動充滿了好奇。
“既然是想去自由天地，當然是早有經濟上的準備。我在衣縫裏藏了一些錢，以備急用。”他說，“當時我不敢在茶澱小站上車，而是到了遠離這方水土的地方登上火車的。好在當時隊長並沒能及時發現我的逃跑，因而我得以很快到了廣州。”
在我所接觸的同類中，除了以死來抗議1957年反右的沈林澄（見本書第一部）和清華來的學生陸浩清（後文將提及此君）之外，敢於以行動去尋找自由的，張誌華是第一個。他到了廣州後，沒有錢住旅館，也不敢去住旅館，便在火車站、正在興建的空房或管道中夜宿。在流浪者中間，他認識了一些從新疆來南方做生意的小販，小販們告訴他從廣州往新疆販運打火機的火石，能賺些錢來維持生活——一個知識分子，由於受到過道德教育，是很難變成“三隻手”，以偷竊為生的。他按照維吾爾族兄弟們的提示，從此開始了販運火石的勾當。可以想象，這是一樁十分艱辛的工作，他第一次買了火石之後，身上已經沒錢買車票了，隻好與那些新疆來的小販們，靠扒火車去往新疆。從中國的東南邊陲，到中國的大西北，要斜穿整個的中國版圖，其中之甘苦可想而知。
“好在我是從地獄中逃出來的魔鬼，什麼酸甜苦辣都經曆過了，因而並沒有太多的感傷和刺激。但我的那些同行，都是合法的公民，隻有我是個‘黑五類’中的老五——並且是勞改農場的逃犯，一旦被發現，其後果是不言而喻的。”張誌華對我講述這段往事時，我們正在鳳河河堤上栽種果樹，同挖一個樹坑，同栽一棵桃樹。除了昔日乾隆皇帝留下的亭台以外，我的其他同類們，都距離我們至少五米，因而沒有人能聽到我和他在說些什麼，“還算幸運，我曆經了有半個多月的行程，終於到達了大沙漠中的喀什。一塊小小的火石，不過一毫米長，在廣州二三分錢，到了那塊地方，能賣到八九分錢。那玩意兒體積又小，因而我頭一次販運，就賺了好幾百塊。第二次……第三次……我就成了個富翁。其間，我給福建老家，買過兩塊名牌手表，從廣州寄了回去，剩下的錢，我想就在大西北安身立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