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概是剛剛發現我的存在，便朝我走了過來。他一隻手拿著半個幹癟的上麵沾滿了汙痕的茄子，伸出另一隻手來跟我握手：“我叫趙嶽，是你的校友。你不認識我，但我認識你。你過去是青年作家，而我隻是個無名的教師。”
寒暄過後，我認識了這位學長。
“這東西都變了色了，你不能吃。”我說。
他像沒有聽見我的話一樣，依然像嚼牛皮筋那般，啃著那半個幹巴茄子。看他的神態，與老校友談話，雖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還是往嘴裏填塞東西。他本來就瘦得臉如刀條，嘴巴尖尖，他使勁嚼動茄子時的形象，讓我想起了在中學動物課本上，看到的老祖宗類人猿嚼食漿果的圖畫，隻是我們這位20世紀60年代的知識分子，手中的食品遠沒有老祖宗采食的野果新鮮。
我麵對麵地望著這位曾是為人師表的學長，真不知道他此時此刻在想些什麼。他跟我來到我住的屋子裏，直到嚼完了那半個茄子，才對我說：“看樣子，你沒得過浮腫病，我浮腫最嚴重的時候，連兩腿之間那個‘玩意兒’，都腫得像充了氣的蔫黃瓜。浮腫病的醫學解釋是什麼我不知道。按照我生活中的體會，它起源於饑餓，發展於脂肪和維生素的匱乏。飽漢不知餓漢饑。學弟，你現在是沒有動筆的權利了。你如果還沒被打入‘地獄’，我要是動筆來一幅自我素描，你是不是會說我‘戴著有色的眼鏡，有意醜化社會主義’？學弟，就是將來你有朝一日，有了再拿筆的日子，你要是把我剛才這一幕描上一筆，人家會不會說你反動立場不改？”這時的趙嶽似乎才從饑猿還原成了知識分子，伸著麻稈般細長的脖子，跟我談起真經。
我不知道對他說些什麼才好。但這位學長趙嶽，對待一切事情，就如同對待垃圾堆上撿來的那半個茄子那麼認真，當著那麼多同類，又對我說道：“喂！有朝一日，你真的又能拿筆杆子了，你有沒有膽子，把我這個知識分子的醜態也描上一筆？我不怕醜，一個往日拿粉筆給學生授課的老師，在這個年月，滿地摳凍茄子吃，當然其貌不揚。學弟，你就撒開了歡地寫，讓曆史記住知識分子變成餓死鬼的年代——我不又成了另一個正麵教師了嗎？！”兩邊大炕上的同類，都被他說得笑了起來。
“不知死的鬼，夢倒是不少。”北炕上的陸魯山，甩過了話來，“依我看，無論你過去是龍還是鳳，都準備在這兒或者在別的什麼地方，當一輩子‘地球修理工’吧！”
我無法知道陸魯山當時是喻意我，還是什麼別的人；但我知道他絕不是指趙嶽而言。因為在勞改隊中，像趙嶽這樣的普通教師為數不少。陸魯山的話，絕不是針對他說的。我和陸魯山相識於茶澱，在我的印象裏，他是一個極端的悲觀主義者——在靠近埋死人的五八六墳場附近的大葦塘幹活時，我們曾談過不少心裏話（在前文中，我提到我和他之所以談在一起，首先因為我們倆都是獨子，而且都是從小喪父，母親養育我們成人，曆盡了許多苦難）。1957年一聲霹靂，我們都成了“另冊公民”，因而命運極其近似。在我的記憶中，他性格十分固執，非常任性。他喜歡哼唱俄羅斯歌曲——特別愛唱列寧被流放時喜歡唱的《三套車》。此時，他發表了命運詠歎調，兩排大炕上的歡悅氣氛，被他掃蕩一空。
趙嶽連連搖著他細脖子上的腦袋：“行了，隻當我什麼也沒說。人總是活在希望裏，我都快成餓死鬼了，可我仍然沒有放棄做夢。”（這些十分逼真的生活細節，我本來早已忘卻；在80年代初，學長趙嶽特意來到我家憶舊，告訴我不能忘記在苦難曆程中知識分子的種種扭曲生態。）可是正像陸君所言，第二天我們開始勞動的項目：編織我們監舍四周的鐵絲網，便使我們昏昏然的心境，第一次吞噬冰坨。
頭天晚上，董維森指導員召開了我們到三畬莊之後的第一次訓政大會。他的態度雖然十分溫和，但是仍然不失專政與被專政之間的距離。他說：你們來到這兒，已經兩天了。我不想在你們下車伊始就胡亂地說上一通。你們都是知識分子，盡管文化層次有很大差異，但總起來說，你們都是文化人。經過我這兩天的觀察，恕我講話直率，你們中間的有些人，真讓我感到失望。接著，他例舉了許多事例，我能記得下來的，有這麼兩件事：一、董指導員例舉了趙嶽、徐繼和滿地找髒東西吃，有失知識分子的自尊自重；二、他說，調我們到這兒來，當然與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有關，自暴自棄不好，但是夢想天上掉下餡餅來的事，也不會發生。會議最後宣布：明天的勞動項目，在我們的駐地四周，編織鐵絲網。
剛剛散會之後，被點名的徐繼和就追上了董指導員，他對是否編織鐵蒺藜毫不關心，而是解釋他為什麼要到處尋食。
他說：“指導員，我是大肚漢——我餓。”
董指導員搖搖頭：“你們的糧食定量，已經夠高的了。你們到來之前，場裏特別研究了你們的夥食，要讓你們吃飽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