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勞改隊，境遇差距如此之大，本能地使我們想到，這一切變化都是政治氣候“多雲轉晴”帶來的。我們初到團河那天，幹部沒有例行專政機構對被專政者的訓話，董維森教導員與高元鬆隊長，隻是到各屋轉了一圈，看了看我們的生活安置和每個成員鋪位的寬窄。他們身後那條狗是可怕的，但他們和藹的神情，給每個老右，都留下不同於昨天的印象。
當時我在第二小隊，當董、高剛剛離開我們的監舍，來自清華大學的劉伯儉，就用他濃濃的湖南腔，對我耳語道：“山重水複疑無路……”
我當然了解他的話中含意，便說：“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們屋內分南北兩麵大通鋪，我睡在南側的通鋪上。與我相鄰的有陸魯山、鄭光第、張蓬甲、徐繼和等，他們都是北京高等學府的大學生。在我的記憶中，似乎四個人都是學理工科的。
我與劉伯儉的古詩對應，不能不引起四鄰的回聲。張蓬甲也來自清華，他說：“雖然我們別了大鹽堿灘，怕還是沒有走出‘模糊數學’的範疇。”
雖然來自同一學院，可是劉伯儉不大同意張蓬甲的悲觀。他說：“生活可不是代數公式，它的變化是難以引進ABC的。”
兩個受難的青年老右對未來預卜的南轅北轍，在當時曾引起同屋幾十號同類的關注。記得，我當時是個樂觀派的支持者，其理由除了大環境的寬鬆之外，三畬莊的小環境也不像個勞改隊的樣子。這一切似乎都非空穴來風——我是這麼認為的。可以這麼說，認為我們的生活要起變化的，占這個受難知識群落中的絕大多數。
當時，擔任我們第二小隊小隊長的名叫王貴峰，他是東北沈陽人，曾是某廠礦的保衛幹部，後來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立過戰功。像他這樣的根紅苗正的共產黨員，何以會成為右派，我已記不清楚了——在“點頭”和“搖頭”都能成為右派的日子裏，重新回憶他的右派原罪條文，已毫無意義。但他在我們當中，是另一種類型的代表，確實使我難以忘卻。記得在南、北大炕上的同類，為明天點染各種色澤時，他靠在身後的棉被垛上，眯著他兩隻不大的眼睛，一聲不吭。他雖是我們的頭頭，但顯然受文化水平的製約，與知識分子的言談存有溝壑。在他的思想深處，可能絕少夢幻色彩，因而當我們之中的陸魯山和鄭光第，以絕對的冷色，對我及與我同一觀點——對未來塗夢的人以詩對詩地回敬我們時，他的眼睛才漸漸睜大。
陸魯山引的古詩如下：
可憐無定河邊骨，
都是春閨夢裏人。
這兩句詩顯然是針對我們的孟浪而發，它赤裸地傾吐著對生活的一種絕望情緒。
我們對此都不以為然，但是小隊長王貴峰的內心深處，卻顯然與陸、鄭的情緒脈絡相通。限於他是我們的頭人，不太方便表達他的真實想法，便拉開棉被要我們早點休息。他說：“你們無論做活夢死夢，不如我這個大老粗無夢。夢是啥雞巴玩意兒，它是畫中的烙餅，紙上的媳婦；既不能吃，也不能陪你睡覺；不吃飽了肚子，媳婦不跟你一被窩親熱，你就永遠有不了娃兒。”說著，他把那身綻露出棉花、早已褪了色的破綠軍裝一扒，鑽進了被窩。
他的這番話，帶著濃濃的東北口音，把幾十個老右都逗笑了。但在笑聲過後，我仿佛聽到了一隻來自莽林中的杜鵑喋血的啼鳴聲。他的話雖然有別於知識分子的語言，但是內涵卻十分豐富。他是從槍林彈雨中穿行過來的，也許更理解社會的政治經緯，因而流露出與老右中的樂天派不同的音韻。這一生活細節，我之所以記憶如此清晰，實因王貴峰不屬於知識分子的範圍。他又是我們中間惟一與美國鬼子在戰場上肉搏過的人，對此“獨此一家別無分號”的人物——他的鋪位又與我相連，自然而然地就將他銘刻於心了（在80年代後期，我曾接到他寄自東北一個廠礦的來信，他的右派問題得到平反後，仍擔任該部門的保衛工作）。
作繭自縛的第一天
兩天的休整很快過去了。在這兩天的時間內，我們沉浸在清理個人衛生、與新相識的交談之中。樂天也好，悲天也好，新相識的新麵孔，總是誘惑著人的求知欲望，希望能知道新同類們的彼此情況。前文中寫到過的陸豐年君來了。過去，他用缺耳鋁鍋煮食“五毒”，曾經去過了一回閻王殿。這次，他幽默地對我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他和我過去在一個分場，麵孔是熟悉的，因此並不算新的相識。在休整的兩天時間內，除了與“搖頭右派”劉君結識之外，還與我的學長——比我高幾個年級的校友趙嶽相會在三畬莊。
應該說，那是一次使我心碎的見麵。在我摘取洗淨的衣服時，我看見一個身材消瘦得像竹竿一樣的人，低著頭在尋找什麼東西。那地方是昔日武警部隊撤離時，留下的一堆垃圾；此時盡管已不是炎夏，但那一堆破爛東西，仍然發出一股嗆鼻的氣味。最初，我並沒有留意他究竟在找什麼，後來我才發現他蹲在垃圾堆旁邊，嘴和腮都在不停地嚅動著。我立刻明白過來了，這又是一個饑餓後遺症患者，在垃圾堆上尋找可以進口的東西。由於這些鏡頭，我已習以為常，便想從旁邊夾著衣服走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