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滬是一個十分理性的人，但是說話十分直率：“你就甭管這個洋名兒了，黨內老同誌都知道這個名兒。給你舉個例子聽，當年十四歲從湖南參加了革命——你認識的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在長征途中，曾被打成‘AB團’的反革命，差點給殺了頭。”
當時，我確實不知道這條黨內新聞——50年代中國一片革命激情，這些黨內的陳年往事，沒有人提起，也沒有人寫過這方麵總結曆史教訓的文章；除了欣欣向榮，就是一片轟轟烈烈；當然從反胡風運動起，已經在社會生活中，使知識分子們感到了一點點氣氛緊張——但我們都是建國以後成長起來的年輕知識分子，沒有人對黨史有著探源性的研究。更為重要的是，一些經曆過革命烽火而走進和平年代的知情者，對沉甸甸浸血的革命往事，不知是出於工作繁忙，還是出於什麼難於啟齒的原因，沒有一篇文章或者哪一部書對極“左”路線進行過嚴肅的清理——我們所能知道的就是王明、博古。至於極“左”路線在幾十年中究竟有過多少次的回潮？又在這種回潮中，留下過多少流血死人的冤案？在五六十年代之初，國人（包括知識分子在內）幾乎毫無所知。因而當我聽張滬談及這件真實的往事時，心中感到一片茫然。
“還有王實味的死。”她提示我，“這你總知道吧！”
“我知道。他寫了反黨的《野百合花》。”
“你讀過嗎？”
“這種書上哪兒去找？”
“你沒讀過，怎麼知道它反黨？”她說，“人家不是也說你的小說反黨嗎？！不然你怎麼到這兒來了。其實我們黨的曆史，極‘左’始終在延伸。還有個不成文的公式：‘左’是認識問題，‘右’是立場問題。”
我雖然覺得她的話不無根據，但是並不能說服我。於是我說：“無風不起浪，這麼多老右向北京集中幹什麼？王蒙、邵燕祥、劉紹棠，都在文學雜誌上發表作品了，你怎麼解釋這個現象？”
“這是黨內領導層內一批求實派占了上風。這是暫時現象，很可能是‘海市蜃樓’。這是我在黨內多年的認知，也可能是錯誤的。我不強求你接受。但是你們文人，生來就愛做夢。懷的希望值越高，怕是失望也越大。”
“你怎麼不說點吉利話？”
“我這個人更重理性。”她發覺我無法從夢幻中走出來，最後隻好說，“當然，我也希望好夢成真，即使一切都是曇花一現。你離北京近一點，對老太太（指我母親）和我們的小兒子，心理上也是個安慰。”
她是個理性思維十分健全的人，又比我對有些事情知道得多，因而我不能不考慮她對我們未來的分析。但是一到團河農場，麵對這個勞改係統的“桃花源”，被她冷卻了的東西，又開始逐漸升溫。就像一隻蜘蛛，重新修補被風吹破了的網結之後，殘夢又重新在網隙間重組。當然，自古文人愛做夢是個強大的內因；但也不完全出自於內因，團河農場確實有許多誘人織夢的生活元素。首先，這兒再無茶澱農場的荒蕪，在茶澱是長期吃不到白麵的，而在這兒每天中午白麵能揣飽肚子；在茶澱可謂“三月不知肉味”，來到這裏隔三岔五的能見到葷腥了。對我個人來說，不存在饑餓問題，但對於多數同類來說，這是個頭號的大問題。就在離開茶澱之前不久，曾畢業於老燕京大學、後任市內一所中專物理教師的韓大鈞，在田野裏曾挖出一窩剛剛出生的小老鼠。一個正常的人，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曾經是老燕京出來的知識分子——後來為人師表的人（平反後為中科院研究員），竟然在眾目睽睽下，把這一窩毛茸茸的小老鼠生吞下肚子。這隻是在大饑餓年代知識分子的曆史長鏡頭之一。
也許隻有走過這一段苦難曆程的人，才能對“饑餓”兩字有深刻的理解，並對知識分子的失雅，有所認知。中國古代曾留下這麼一則曆史典故：晉惠帝在聽大臣奏報災民腹饑無食時，居然反詰道，他們怎麼不吃肉粥？我所以在這兒把皇帝也扯了出來，不外想說明，沒有親身經曆饑餓的人，是無法理解人在特殊環境中的變態行為的——知識分子也是人，當饑餓超過他的耐力負荷時，他們為了生存，生活禮儀便會化為烏有。在茶澱農場的五八四分場，我每天早晨要目睹一場拚搏，發粥的木車一來，等著搶“剩餘物資”的成員，就嚴陣以待準備戰鬥了。他們每人手拿一塊膠皮鞋底，眼巴巴地等待著發完早粥，便一擁而上，把頭伸進粥桶，用手中的膠皮抹吃粥桶中的殘餘。由於參加的搶食者太多，粥桶常常被搶粥者們掀翻，於是人們便追著滾動的粥桶，像是表演“就地十八滾”——有人往粥桶裏鑽，有人推著粥桶跑——一場人與人、人與粥桶之戰，在勞改隊院內展開。這場麵已然是讓人心悸了，但是最令人感傷的是，這種悲涼武戲的演出，知識分子最初隻是觀眾，而發展到後來（即我們告別茶澱的前夕），竟然也有老右參戰了——當然這是老右中的絕對少數。但是讀詩書、明禮儀的昔日大學生，何以會有這樣的表演？隻有我們知道，他們是在饑餓年代得了浮腫病的病號。因此，團河農場能給老右們充足的口糧，對這些剛剛從饑餓陰影中走近皇城的人來說，當然是大事中的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