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點頭右派”，一個“搖頭右派”。這兩個右派案例，雖然顯得很是荒誕，卻有著十分豐富的時代內涵。那個因頸椎病而倒了黴的教師，是時代犧牲品的一種類型，但是一個知識分子，何以會癡呆到那種地步？醫生開過的處方，是有存根的。當然不排除那位醫生為了自保，而毀掉它的可能，但據劉君說，那位教師並沒有與厄運抗爭，就進了1957年的垃圾箱了。此時這冤魂，已然化作為天地間的一縷遊絲，不知飄落到茫茫天宇的哪個星座中去了——我想他該歸屬於“屈原”星座吧！因為最後他的表態是：我服從反右領導小組的正確決定。
至於劉君這位“搖頭右派”，之所以到勞改隊裏來，完全是咎由自取。本來在反右掃尾的期間內，多冒出一個階級敵人來，隻是增加一個戰利品就是了。但是劉君體軀內，沒有“點頭右派”的癡愚，他先打了告密的“朋友”一記耳光，然後索性破釜沉舟，指出了“點頭右派”是一出荒唐的滑稽戲。誰也沒有料到，第一出滑稽戲引出了第二出滑稽戲：學校拉出了“點頭右派”對“搖頭右派”進行了批判。
“唉！該怎麼對你說呢？”劉君說，“我滿以為他會和我一個立場，說實話，講實情；可是我估計錯了，他卻反過頭來批判開我的立場來了。”
我問：“當時他是不是已經精神分裂了？”
“沒有。”劉君說，“當時他是想在最後贖罪。”
我們久久相對無言，好像成了一對兒啞巴。
“你說，是我這個‘搖頭右派’可憐？還是那個‘點頭右派’可憐？”他臉上閃過一絲苦笑。
我想了半天，沒能回答出他的提問。那個年代形形色色的政治代數題，實在亂如一團麻絲。劉君的提問，在政治代數題之外，還摻雜了中國知識分子身上古老文化傳統的積澱和在反右壓力下人性的變態等許多更深層次的問題，實在是一道難以解開的人學方程式。因而，我含糊其辭地說：“到這兒來的同類，本身或許都有可憐之處；不過，時代正在糾偏，不然你我怎麼會相識呢？也許有一天，我會寫出來‘點頭’和‘搖頭’的往事來的。”
“你真那麼認為？”
“這次老右集中在皇城郊區，但願是一個喜兆。”
劉君是東北人，性格中不乏豪爽的一麵。他對我的回答，似乎不太滿意；又因為我們是初識，不好太傷彼此的麵子，便從牆根的陽光下站了起來：“我沒有你那麼樂觀，所以夜裏隻做噩夢。”
火與冰同流
剛到三畬莊第一次與新相識的劉君閑聊，之所以使我難忘，因為他是在落難的知識分子群體孕夢的時節，我遇到的頭一個無夢的人。可以這麼說，在那個年代，能以冷若冰川般的理性來觀察現實的人，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廣州會議對知識分子綻露出來的溫情，使最底層的我們，如同在嚴冬睨見春陽，成了孕生各種夢幻的外在依據。不過由於文化層次和原來從事的工作不同，孕夢者的夢中取向和色彩也因人而異。原各大部委以及原北京市的幹部，夢縈原工作單位，而一些因右派罪被開除的大學生，在心態上則和機關幹部，有著不小的差異。他們更少精神負擔，似乎天之涯、海之角，去哪兒都行；其中，夢境最為孟浪的莫過於一些有專業特長的老右們了。道理十分簡單，在廣州會議上，陳毅曾當場為寫出過話劇《洞簫橫吹》的海默平反，並在餐桌上向他祝酒。會集在三畬莊的同類中，屬於文學藝術界的有北影的巴鴻，青藝的杜高，戲劇學院的徐恭瑾，芭蕾演員郭東海，民俗漫畫家趙華川，油畫畫家朱為民……還有我這個曾經出版過長、短篇小說集的青年作家。出於精神本能的感知，覺得這個廣州會議離我們更為貼近。再加上文人、藝人的思維特征本身就具有的浪漫成分在內，因而夢的色彩最為斑斕。
記得，在離開茶澱農場的前夕，管理我們的勞改隊隊長李文山，曾特意恩準我去東區女隊，與我的妻子張滬話別。因為勞改隊中女右派人數極少，不可能與大批的男右派同去新的驛站，她們還要留在原地待命。在那秋蟲聲聲哀鳴之夜，她曾給我的夢幻，潑過一盆令人心悸的冰水。
她說：“你真的相信我們的命運要有轉機了嗎？從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看，極左的根子埋得極深。我爸爸你是了解的，他1929年入黨，後來去了延安。他對我講過紅軍長征時肅反、胡抓‘AB團’的事情。其實，極左路線早有前轍……”
我打斷她的話說：“我怎麼沒有聽說過？”
“我爸說你還十分單純，不願意對你說得過多。”
“什麼叫‘AB團’？”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中文中摻雜著英語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