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嚴謹的曆史眸光，回視那一段歲月，十分細致的影像雖然已顯得模糊，但那個落難的知識分子群像的主要脈絡，卻有著永不褪色的清晰。首先，1957年的“台風”席卷中國的東、西、南、北、中的時候，是不分花卉和樹木的品種的。會集在三畬莊的“另冊公民”，來自社會的方方麵麵，但以北京各大院校的學生居多，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的每個學科幾乎都有人“入甕”。其中理工科、文史科、外語係學生占的比例最大。如在1957年曾被毛澤東點了名的北大學生譚天榮，被陳毅比喻為“忘了本的劉介梅”的北航學生周大覺；清華化學係高材生陸浩青、鄭光第；以及北大數學係尖子生楊路，北京工業學院的孫本橋、張永賢、哈長林等。外語係學生大都是學俄語的，英語的高級人才除了前麵提到的劉祖慰之外，還有在新華社工作的翻譯人員杜友良和劉乃元，以及原北洋大學機電係畢業後在中科院電子所工作的韓大鈞，他們在英語翻譯方麵文筆十分流暢。
我之所以把上述幾個理工科學生，說成是高材生，不是根據他們的學習成績——在這方麵我一無所知，我隻是根據在三畬莊的觀察：他們在抵達三畬莊之後不久，就背對背地下開了“盲棋”，如果沒有高智商和超人的記憶力，是無法進行這種“楚河漢界”之戰的。因為雙方每一個棋子的移位，不僅要爛熟於胸，而且對戰場全局，也要有精細的運籌和謀算——而這一切都是在背對棋盤的情況下進行，其才智之高可想而知。
其他成員，多來自中央各大部委以及北京市屬各個單位。有一些老資格的共產黨員，如來自蘇北解放區、後又入朝進行戰地采訪的新華社記者戴煌（他來得較晚，是個體被送進三畬莊的）；有1947年在上海參加地下黨、《中國青年報》記者陳野；還有來自政法幹校的老黨員鄧成……在這批“老資格”之外，便是一批專業人才了，如電影導演巴鴻，被打入吳祖光“二流堂”反黨小集團的青年劇作家杜高，中國戲劇學院聲樂教師徐恭瑾，小時候曾經當過乞丐——後來成為民俗漫畫家的趙華川，中央芭蕾舞團的舞蹈演員郭東海……可以這麼說，這樣一批知識分子，原本都是各自工作崗位上的業務骨幹。
來到三畬莊的另一種類型，則多為機關幹部和中、小學教師了。出於多種原因，他們在1957年“中箭落馬”。據我所知，其中因具有獨立思考精神，而對時代提出質疑的固然不乏其人，但許多的同類是渾渾噩噩地折進大牆中來的，今天聽起來如聽童話。因為初到三畬莊，勞改隊休息兩天，在洗衣服的自來水池旁邊，與新結識的同類們相互談起過彼此的“原罪”。
一個姓劉的教師（事隔三十多年，我隻記起他叫大劉）告訴我一個笑話：他所在的學校裏的一位老師，因為有頸椎病，在鳴放時期看大字報時，因頸椎疼痛頭部不得不上下蠕動，因而便有了同情右派言論的罪名。
反右領導小組的負責人，動員他交代問題。這位老師是個老實巴交的人，一時之間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誤。反右負責人說：
“看攻擊黨的大字報，你為什麼表示讚成？”
這位老師說：“我在鳴放會上，沒有發過言。”
“還看你什麼發言，你已經用行動表態了。”
這位老師麵紅耳赤地回憶了老半天，也沒能想起自己有什麼反動言行。
“你為什麼看大字報時，不斷點頭？”反右負責人說，“人的行為是受思想支配的，你的行動本身，已經證明你也是個右派。”
“我的頸椎有病……”這位老師怯懦地解釋著。
“你不要裝老實。你是狼，不是羊。一般右派用言論反黨，你用行動反黨，說明你更陰險。”那人說，“反革命從來善於偽裝，不然就沒有辦成反革命事情的法寶了。該怎麼對你下結論呢，你是教師隊伍中披著羊皮的狼。”
這位老師隻好去醫院找那位骨科大夫，請求他給出具一張病曆證明。都怨這位老師太不了解世俗之惡，他本來隻要病曆就行了，而這個不識時務的教書匠，竟然在索求病曆時，告訴了他來索求病曆是為了證明他不是右派。在當時風聲鶴唳、知識分子人人自危的年代，那位醫生出於自保（他也是被反右火力偵察的對象之一），竟然泯滅醫生的職業天良，拒出證明。
結果，這位老師的命運十分悲慘。批鬥會後，他得了精神分裂症，跳護城河自殺了。我過去雖然也聽到過老右中的奇奇怪怪的案例，但是像無任何言論的“點頭右派”，我還是第一次耳聞。初到三畬莊，就從新結識的同類中聽到這樣令人感傷的往事，我不禁為之心靈顫栗。
其實這也隻是這位新相識對我傾吐的舊事的一半，屬於他自己的那一半，是在晾曬衣服之後，我和他坐在溫暖的冬日陽光下，他才對我傾吐的。他說他讀過我寫的小說，願意向我抖摟一下他的心事。
“我的那位又呆又傻的同事，是知識分子中的一種類型，對他來說，反右這一關他屬於在劫難逃。”他說，“我可就不同了，我隻是對另一位平日比較要好的老師，為那位老實巴交的倒黴蛋的命運，說了兩句傷心的話，又難過地搖了搖頭。其實那個時候反右高潮已經過去了，各個單位正在掃尾。可是和我咬耳朵的那位老師，不知出於什麼心理狀態，是想入黨？還是想當教務主任？直到現在我也沒弄明白，他向上反映說我對處理那個傻瓜同事，表示感歎並搖頭不止……於是我們學校又出了我這麼一個‘搖頭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