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在我心中破滅了。
沒有希望的日子愈顯其長。
有的不甘心這種命運的人，開始掙脫鐵絲網。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張誌華。他原是北京大學新聞係的高材生，福建南安人氏，此人極其聰明，還常常謅幾句詩以露文采。有一天清晨，他一人推著一輛小車（上邊裝有鐵鍁、扁擔和抬筐），提前往場工地運送工具。待等大隊人馬抵達工地後，隻見工具車放在那兒，人不知到哪兒去了。我們都以為他躲在土坡後或什麼避風的地方拉屎，因而並沒在意；至中午收工集合時，才發現張誌華逃跑溜號了。這無異於另一顆信號彈，他給在幻滅中彷徨的同類心中塞進了一團疑雲：既然是前途充滿了希望，為什麼他還逃跑？
不久，另一件事又給我灰色的心田，帶來了一絲曙光。大約是1962年的夏天，我姨兄張玉華背著食品從北京到勞改農場看我，趁那位姓杜的隊長不在屋的瞬間，遞給我一封短信，信尾沒有署名，但那字跡我分辨得出來，這是文友劉紹棠寫來的。他在信中告訴我，王蒙重新在刊物上發表了小說，邵燕祥在《人民文學》上也有詩作問世，他的短篇小說《縣報記者》將在《北京文藝》上亮相，雲雲。這個信息，對我說來比姨兄帶來的那一堆食品還重要，因為那是冰河解凍的消息，是關聯到勞改農場一大批落難知識分子命運的大事。所以，我姨兄一離開農場，我立刻把這一準確的佳訊，告訴了我的那些同類，於是老右們心中漸漸熄滅的火，又重新開始冒煙，大家都把這封信上提及的事情，視為政治上的天空放晴的征兆，覺得同類已然能在刊物上發表作品，解放我們的日子，也不會太遙遠了。
有人唱歌。有人寫詩。簡陋的監舍裏，偶爾還能聽到二胡琴聲，有京劇愛好者，還常常來上一兩段清唱。大家歸心似箭，在工地上幹活的時候話題幾乎都是一個：我還能不能重新從事過去的工作。回盼那些時日中的種種表現，既感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可愛，更感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可悲。說其可愛，是他們中的多數不計恩怨得失，盡管他們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幾年的懲處，但是仍揣著一顆赤誠報國之心。說其可悲，也正是由於這種屈原精神，限製了他們對社會的透視和洞穿的能力，他們往往不去思考功與罪的界限，而沉溺於個人前程的幻滅感之中。因而一顆小小的星火，哪怕是旋即熄滅的螢光，也會在他們心頭掀起波浪——我也不能擺脫知識分子心靈上可悲的積澱，認為解禁的日子確已到來。
所以，在1962年暮秋，農場裏傳來老右們再次集中，乘火車去北京郊區的團河農場的消息時，這些老右的心迷醉如癡。在去往茶澱火車站的途中，不知誰帶頭在卡車上唱起《歌唱祖國》，立刻一唱百和。
歌聲穿過荒蕪而饑餓的土地。
歌聲在黃塵滾滾的農道上飛揚。
“再見吧！清河的蘆葦塘！”
“再見吧！死亡的天國五八六！”
“我們‘拜拜’了！”
“我們去北京！”
夢！這些癡情的知識分子，幼稚得完全是在做一廂情願的黃粱美夢！
1988年秋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