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見了。”回答是響亮的。
氣氛寬鬆了一些，生活也改善了一點。每天早晨每人有一大碗白米粥喝，這也被老右們看成氣溫回升的具體標誌。在一片天真的狂熱中，我難以忘記同類陸魯山，因為他和我都是獨生子，家中又都隻有一個年老的母親，因而在一起閑聊的時間，比和其他同類要多一些。他說：“我固然可憐，我看周圍的同類，比我更可憐！”他的理由是，在階級鬥爭喊得山響的政策下，雖然偶然出現某種緩和，但可能醞釀著“暖後大寒”。
我不以為然，說：“也許中央發現了1957年的失誤了呢！”
“不可能。”他用力搖著頭，“你看不見嗎，說是集體領導，實際上是一個人說了算。曹操殺楊修的典故，你忘了嗎？”
我雖然從理智上承認他是對的，但幻想著對改變處境的渴求，因而談問題常常在理智中摻上感情成分，若同在純酒中摻水。便說：“劉少奇也許能起到一點製約作用！”
“算了吧！”他談話從不含糊，“在我看來，咱們從五八三到五八四來，是向五八六更貼近了一步。”
“這倒未必。”我覺得由於他的激烈，使判斷流於偏頗。
“唉！”他長歎一口氣，“前途在哪兒，有人編了順口溜，有意思極了。”
“說說看。”
“向前看，老殘班；再向前看，冒青煙！”
老殘班的含義我懂，就是說一直要改造到老，進了老殘隊為止。至於“冒青煙”，我還不知其意。
他說：“‘冒青煙’就是進火葬場啊！當然了，這兒現在沒有火葬場，等到咱們到了老殘年齡，這兒保險會出現一個煉屍排氣的大煙筒！”
這段談話所以記憶如此深邃，共同的家境隻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因為他的這些激烈言詞，在事後都被鐵一樣事實所證明。還有一個比上述兩個原因更為使我悲慟而難忘的因素，陸魯山和另外幾個同類孫本橋、姚祖怡、王同竹，在“文革”中被槍斃於南京。姚祖怡原是外貿部的工作幹部，王同竹是馬列編譯局幹部，陸魯山和孫本橋都是大學生，青春和年華凋謝於悲慘的年代。
當時，對形勢具有陸魯山這種尖銳觀點的人，在老右群體中是絕對少數，多數老右對現實均抱有幻想，我則處在理性和感性劇烈衝突之中。比如，指導員李文山找曾經在北京豐台區當過中學音樂教師的徐洲談了話，詢及他一旦重回社會，手指能否適應再彈鋼琴的問題，就立刻被老右視為一顆解禁的信號彈，升在了陰霾的天空。再如前文提到過，因煮吃癩蛤蟆險些喪命的“上海少爺”陸豐年，似具備從細微中透視宏觀的特異功能，他說：“不要憂心忡忡了嘛，咱們集中到五八四來，本身就是向社會跨了一大步。你看咱們後院的成員，屬於社會上無依無靠的鰥寡孤獨，不屬於勞改範圍。由此可以推論，我們正在向回歸社會過渡。”
五八四的後幾排房，確實住著一些非勞改成員。他們是來自北京市內無依無靠的老者。後來漸漸知道了這些鰥寡孤獨所以弄到這兒來，而沒有留在北京市的街道撫養，並非樂天派陸豐年推論的那麼簡單。我和一個老者交談過，他告訴我，凡是到清河農場來的老人，都是有“前科”的人，或原來國民黨的遺老遺孀；或解放前天橋的混混和妓院的老鴇等，貌似由民政部門撫養，實際屬公安局十三處管製。我確信這個老頭兒的話並非虛言，因為他本人就是原國民黨軍隊中的一名下級軍官。再看看這些老頭兒老太太的生活處境，更覺陸豐年君的推論過於浪漫：他（她）們的衣衫皆襤褸不堪，老太太蓬頭垢麵，老頭兒甚至伸手向老右要煙頭吸，他們的房前屋後堆放著垃圾，閑饑難忍的遺老們，半天半天機械人一般地在垃圾山邊翻騰，仿佛下邊埋著金銀財寶似的。但那一雙雙長滿黑皴的手指拾進鍋碗裏的東西，不外是爛菜葉一類的玩意兒。有時，他們排成一溜兒，坐在向陽的牆根下，閉目養神。奇怪的是很難見到他們彼此說話，一個個的形象倒是酷似電影《紅岩》中的瘋老頭子華子良。他（她）們似乎靠回憶為生，在向陽的牆根下靜待夕陽落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