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在營門、土城兩次見到老母幼子的情況，向她繪聲繪色地描述一遍。當然，我要刪去母子會見時的眼淚，盡量說些使人快慰的話。
她告訴我：知識分子在這塊地方生存十分艱難，同一個屋頂下的土炕上，睡著洋妓、老鴇、小偷、流氓……無窮的爭吵，無窮的格鬥，她感到精神上難以支撐。這兒的知識分子，常常是她們欺侮和嘲弄的對象。她說她正向一個老尼姑學簡易的防身術呢（見她發表在《人民文學》1988年第三期上的小說《曼陀羅花》）。
會見前盼望會見，真正見麵了，倒留下一個怪影憧憧而又難以割斷的夢。別時到了，還是昨天那位大值班指點我歸途上可走的近路，並悄聲告訴我：她原是北大中文係的學生，1960年底的“嚴厲打擊”，把她當做思想反動分子擲到這兒來了。
去時的一點點歡快之情，在歸途上已一掃而光。來時覺得路短，歸時覺得路長。舉目四望，西荒地遍地皆是茅草堿地，黑黑的烏鴉在灰色的雲片下噪叫。我坐在農道旁的土埂上休息腿腳，既感到身體的疲累，更感到精神的困頓。不知為什麼，我突然想起了傑克·倫敦的小說《熱愛生命》。小說描寫兩個淘金者曆盡艱辛，穿越死亡線的嚴酷情形。其中的一個途中死掉被狼嚼了，另一個經曆了人與狼的搏鬥，終於逃離了死亡地帶，後來疲憊得走不動了，便像龜一樣硬是爬到了海邊……我想我和張滬也是一根繩索上的兩個弱小動物，正在經曆和淘金者場景不同但實質並無差別的掙紮，如果其中之一和中途喪生的淘金者命運一樣，那將會是誰呢？
我身體比她好些。
她意誌比我堅韌。
我是男性。
她是女性。
在這場漫長馬拉鬆的“穿越”之中，倒下的很可能不是她，而是我。除非她再次像1959年那樣自殺。否則，走不到驛路盡頭的，一定是我。
到了該年的冬天，渾濁而多雲的天空仿佛微露了一隙藍天，不知從哪兒傳出來的“謠言”，說是“右派要受赦免！”、“右派要時來運轉了”、“右派要離開勞改單位，另外安排工作了”……對此種種，勞改幹部表示沉默。這塊地盤，凡是不予追查的“謠言”，事後常常得到證實。
有一天晚上，中隊集合站隊進行點名時，指導員“姚菩薩”在隊前訓政時，講了這樣一段有意思的話：“……雖說都在這兒改造思想，但是人跟人不一樣。反動知識分子喝過墨水，有文化有知識，隻要擦淨腦瓜子裏的反動汙泥，就像鍾表一樣，還是能夠使用的嘛！”話裏有話，弦外有音，這等於默認了那些“謠言”的可能性——1962年早春，公開的命令終於下達了：凡是犯了右派罪行的，一律集中到五八四分場去學習待命。
“地富反壞右”中的老末，行情突然上漲。本來在社會最底層的勞改隊，知識分子在其中又屬於最底層。搬遷那天，那些犯流氓盜竊的囚號，居然向我們伸出大拇指：“行了！你們是有盼頭的人了，要是出了大牆、鐵絲網，別忘了一塊受過罪的哥們兒、爺們兒。”我心情惶惶，真不知老右是否真正發生了什麼命運的轉機。五八四集中了右字號的有兩百多人，話題的中心是分析形勢。從京、津、滬三大城市來探視親人的右派家屬，帶來如下的消息：一、社會正在給反右傾機會主義中落馬的“右傾分子”吹平反風；二、3月份文藝界在廣州開了一個“廣州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居然講到，在過去的兩年中，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受到限製，心情也不愉快，雲雲。從大氣候上分析，顯然是從“多雲”向“半陰半晴”轉化的跡象，或許是這股暖風吹到西荒地來了吧？
主管右字號中隊的指導員叫李文山，個子又瘦又小，行動風風火火。我們到五八四集中的第三天，就開始了跑步出操。他披著一件藍棉大衣，以喜幸的調子說道：“為啥要出操哩？回到社會上去工作，也得有個新的精神麵貌嘛；從今天起，不能總低著頭和老二（指生殖器）算賬，聽見了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