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這位魁梧而英俊的同類，看看事情已然僵到這種程度，便退卻了一步。他說：“大夥也得替我想想，隊長讓我幹這份差事，我總得對得住政府。我不是不知道大夥肚子裏缺少油水，但也得讓我過得去。話得說狠一點，要是有檢查崗，都得把糧食扔在道溝裏，要是翻出來誰帶糧食，那是‘值星’拒絕執行搜身任務而非我的責任。”
我的這位同類到底還是把我推到刀刃上了，我表示默認這一條件。一路上我心裏雖然忐忑不安，但總覺得沒有出賣良知。幸好，那天大門沒出現檢查崗，事後我的那位同類，並沒有向上報告我的“惡跡”，因而沒有釀成一個事件。過了許多日子，那位同類找我道歉，我們都深感自己靈魂深處，深埋著許多雜質，在生死劫難的麵前，暴露出知識分子懦弱的黴斑。
冬天來了，饑荒造成的浮腫大麵積擴散。上邊下令：勞逸結合。遇有風天、雪天，便坐在炕上“認罪學習”，專政機構的詞彙叫它“冬訓”。封凍的大地上無食可覓了，便倍感嚴冬之漫長，監舍裏無火取暖，大家就圍著被子打坐說道：我偷吃過白菜啦！我偷吃過高粱粒啦！我偷過夥房一個窩窩頭啦！我偷吃過……夏日裏使他們賴以生存的野物，此時都成了犯罪材料，因為凡是產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東西，哪怕小到一塊菜幫、一片菜葉，也都姓公而不姓私。於是在檢查中紛紛上綱上線，編演著一出既荒唐又虛假的時代鬧劇。
除了鬧劇也有真戲，這事情發生在秋天：我們一個同類（名字我記不起來了），因浮腫而死亡被大車拉往五八六，他愛人在某醫院是個大夫（模糊記得是西四人民醫院的大夫），當時正好來探望他；當她追蹤到五八六，對著小土丘痛哭了一陣後，裏邊居然有了微弱的回應。憑著醫生的職業敏感，她意識到丈夫可能隻是假死，便扒開她丈夫身上蓋著的一層薄薄新土，真是曆史戲劇《卷席筒》的今演，她丈夫居然又活了過來。這件奇聞像一陣風一樣傳遍西荒地，成為餓漢們閑扯淡時的熱門話題。
當然，這樣的奇聞少到絕無僅有，五八六墳連墳地連成一片，裏邊埋著的淨是餓死鬼。冬天，我有幸在一次割葦子的勞動中，瞻仰過囚號的天堂聖地。它的周圍有密密的鐵稈蘆葦當做屏風，大有要在天堂與人世間架設高牆之勢，沒有被秋風吹盡的銀白色蘆花，孤零零地朝天而立，像是為這些死鬼插著的一根根招魂白幡。墳場選擇在葦塘沼澤中的高原地段，經過常年的風吹雨打，本來就像長圓形豆包形狀的小墳頭，多數已經成了平地，我之所以能得知那還是死鬼的家，是因為那些地方橫七豎八倒著“勞改分子×××”的木牌。和興凱湖的太陽崗一樣，這兒也有用紅磚代替木牌等做墳頭標記的，上邊的死者姓名已蕩然無存，不知這死者是趙錢孫李，還是周吳鄭王。“無名氏”成了他們的統標，我聯想到天下父母生養之罪莫大矣！
那些新墳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數量相當之多。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場在1961年秋冬之際，到這兒來報到的。其中，不僅有勞教分子，連解除勞改的成員（理應成為公民），也擠到這裏來湊熱鬧。
我手拿割葦的鐮刀，一個個地查閱牌上姓氏，這固然對我有所安慰，但接著就是一連串悲慟的問號：
我們的法律到哪裏逍遙去了？
我們一直標榜比“人道”更高的“社會主義人道”又到哪兒去睡大覺了？
那麼多有名氏，變成了無名氏，萬一有死者家屬來收殮屍骨，該怎麼對號入座呢？
就是家屬不來收殮屍骨，清明節時來上墳，該往哪座墳上拍土？該哭哪座墳頭呢？
找不到答案。
能有答案的就是：求生！千方百計地要活下去。不能倒下來，一旦倒下就要來與這些無名氏為伍，過不上一個夏天，有名有姓的張三李四，也就變成無名野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