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荒地五八三分場到東區的女號駐地葡萄園，大約有二十多華裏的路程。剛行至大堤下的農道上，大雨就滂沱而落，那把傘隻能遮住上身，而褲子淋得濕透。加上清河農場為黏性土質，黏泥很快就粘掉了我的鞋。我索性把鞋扒下來，夾在腋下。盡管這樣，我還沒走出一半路程，跌跌滑滑的渾身已摔成泥猴了。
隻有一件東西沒有沾上濕泥，那就是行前我領到的三個大米麵窩窩頭。我必須把它保護好，我想和妻子會見時與她同吃。離開土城前，家裏轉來她寄往家中的一封信，信上說她身患浮腫，沒有力氣出工，不能出工的病號定量二十一斤，其饑餓程度可想而知。那麼，這三個大米麵窩窩頭，就算是受難丈夫向受難妻子送上的心意吧！
大雨連哭帶嚎，西荒地的農道上看不見一個行者的身影。
我的心緒十分複雜：時隔近一年的光景，我不知道她身體浮腫到了什麼程度。見麵該怎麼說第一句話？她性格比我堅強，一定不會掉淚；而我則難以保證這一點，因為此時此刻我的酸楚淚水已經與雨水同流了……二十多華裏的路，走了五六個小時，走出西荒地踏上了沙石公路時，雨停了。我到一個水溝旁洗淨腳板上的汙泥，蹬上那雙解放牌矮幫綠球鞋，按照路人指點的方向，直奔女號的駐地。關於那兒的環境，事隔二十幾年記憶已經模糊了，外邊似乎有木欄狀的圍牆，在大門口的大值班是個年輕的女性，可能這兒絕少出現男性之故，當我出現在門口時，她覺得有些驚奇。
“你……”
我沒說來看張滬，先遞給她那封介紹信。她看完信仿佛明白了我的來意，對我說：“你先進來，我去稟報隊長。”
“她在嗎？”我追問了一句。
她知道了這個“她”的含義是誰，點點頭說：“下雨天，沒出工，正在學習呢！”
片刻之後，一個身材五大三粗的女隊長走出院子，她的背後跟著我妻子張滬。
她比一年前更瘦了，臉上顴骨外突，身上那件補著補丁的灰褂子，在她身上顯得過於肥大。她兩眼直直地凝視我，淚光閃爍在她那雙黑眸當中。我強製自己不能流露心聲，我生怕一場見麵的“天河雨”，會招來意外的麻煩。
那健壯的女隊長，把我們帶到一間空曠的小屋，對我倆說：“本來勞教分子是沒有彼此會見的權利的，經過我們雙方隊部研究，覺得叫你們見麵談談，對改造你倆的反動立場有利，就破例作出這樣的安排。你們可以在這兒團聚一夜，明天早晨你返回男隊。”她走了，又折回身來，補充了對張滬的指示，“明天早上，你不用跟大隊去葡萄園了，上午在家幫著大值班整整院內衛生吧！”她去了，並不失禮貌地關上了房門。
我不想在這篇回憶錄裏，詳細回憶那次的會見。
對於我它無論具有多麼重要的紀念意義，充其量也不過是苦難時代悲愴樂曲中的一個小小歡快音符。即使在這小小音符中，歡快中也充滿淒婉的底色。那是一間沒有桌椅板凳的房子，地上一角鋪著厚厚的稻草，張滬把她的被褥從宿舍裏搬到這裏，稻草就是我們過夜的床。據她告訴我，這兒原是武警豢養警犬的狗舍，女號搬到這塊地盤，戰士遷居後這兒就成了女號的接見室。那是一個通宵未眠的夜晚，在我們低聲絮語時，有兩隻紅眼耗子一直在稻草邊上跑來跑去。它是來覓吃我們掉在草鋪上的窩頭渣渣的——晚上，我們一起吃了我帶來的三個涼窩頭，並在一口小鋁鍋裏吃了她打來的大米稀粥。
“還有希望嗎？”她是悲觀主義者。
“有希望。”我隻能這麼說，以給她生存力量。
“我真想念小兒子！”她喃喃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