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活著的人，分明都害怕到這兒來，但到勞動歇息時，卻又都喜歡到這裏來轉悠。周圍蘆葦“沙沙”作響，成群的葦紮子（水鳥）“喳喳”地叫個不停。從這兒一直向南走，就是波光粼粼的金鍾河了。那兒有一片片灰的帆，它不知河畔埋著堆堆白骨，它在藍天和白雲之間，編織的是一個輕柔的夢。
至今，回憶起五八六來，還像是一場怕人的夢。當時，尚未泯滅良知的勞改幹部，也常常使出渾身解數來為本隊成員尋找補充熱能的食物。有一件事，使我永生難忘，那天早晨下著初雪，隊長讓我們集合出工，隊長特別強調，希望爬得動、走得動的浮腫號都要出去轉轉。浮腫號們麵麵相覷，不知葫蘆裏賣的什麼藥，驚愕地觀望之際，見小隊長朱誠和徐恭瑾抬一口大鐵鍋排在隊列前頭，似乎意識到和“進口貨”有關係，便紛紛尾隨在隊尾，出了院門奔向田野。
原來，劉隊長偶然發現有兩塊漏收的胡蘿卜地，他叫我們到地裏來吃一頓加餐。有人架鍋，有人燒火，有人用鐵耙和鐵鍁去挖剛剛上凍的胡蘿卜地。那是少見的勞動場麵，人人奮勇，個個爭先，身體好一點的幹挖胡蘿卜的活兒，那些浮腫號有的拾撿幹柴，有的當“火頭軍”。麵對著一大鍋冒著熱氣的胡蘿卜，囚號們忘記了天上飄飄飛的雪花，忘記了自己是在冬天的曠野上進食，有人竟然呼喊開了：“劉隊長萬歲！”“胡蘿卜萬歲！”
由於這一發現，刺激了囚號們的聯想，有人拿鐵鍁到界鄰的白薯地裏試了幾下，居然挖出一塊漏挖的碗口大小的白薯。於是，人們瘋了般地湧向了白薯地。這塊地不同於胡蘿卜地，漏挖的胡蘿卜，能隱隱約約看見頭上枯萎的黃葉；漏挖的白薯都藏在地下，盡管連挖帶刨仍難見收獲。在這一點上我非常欽佩劉隊長的機智，他派人去喊豬倌，叫他們趕著豬來白薯地當雷達探測儀，凡是豬用鼻子往下拱的地方，裏邊一定有白薯。遇到這一情況，囚號們把豬一腳踢開，順勢來往下挖，就可以挖到白薯（在中篇小說《風淚眼》中，對這一絕妙的細節，我進行了移花接木）。
這位想出趕豬來當探測儀的劉隊長名字我已經忘記了，但是難忘他在困難年代中對囚號施行的仁政。一個分場裏有幾個中隊，還沒見過像他這樣的一位以誠待人的隊長，他積極想各種辦法減少浮腫號，使盡渾身解數增加饑漢們的熱能。可想而知，在饑荒席卷全國的年代，這種努力的成果微乎其微，但其人道精神則是我難以忘卻的。
之所以印象如此深邃，是因為劉隊長（包括綽號“姚菩薩”的教導員）對我個人也曾給予人道的待遇。
那是在夏天的一個早晨，我站在隊列中等待出工，劉隊長突然把我喊出了隊列，問我：“你想去看看你親人嗎？”
我愣了半天，才回答出來：“想。”
“我早就覺察出來了。”他說。
“我沒有對人說起過。”
“這還用說？”他咧嘴笑了，“都是人嘛，以心度心就能猜到。”
說著，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介紹信遞給我，同時叮囑我說：“姚教導員給她們女隊打過電話了，她們隊同意你去看看她。”
我喜出望外，保證說：“隊長放心，我下午就趕回來！”
他笑笑說：“用不著當天就趕回來，你在那兒可以過一夜。七月七還有個‘天河配’，你跟你妻子好好聚一下吧！”
我整整襤褸的衣衫剛要啟程，他又從背後叫住了我，遞給我一把雨傘：“天不保險，帶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