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在勞改隊偶然間遇到了巴鴻（《智取華山》導演之一），他說他在莫桂新臨終時，曾有幸見過莫一麵。當時，莫剛剛被一輛牛車從七分場拉到總場醫院門口，巴鴻當時在文教隊改造，匆匆趕到現場去看他，莫桂新此時已骨瘦如柴，分辨不出站在牛車旁的就是巴鴻；之後，巴鴻到分場演出，歸來時莫桂新已經不在人世了。使巴鴻深感悲涼的是，莫桂新葬身的坑穴，就是巴鴻和另外幾個演員挖下的。當時文教隊的任務除去排“革命戲”外，就是在“太陽崗”挖墳坑；每個人定額三個坑，挖完收工。春、夏、秋三季事先挖出一排排死人坑，以免冬天埋死人時墳坑不夠用。巴鴻還幹過埋死人的活兒，從總場醫院把屍體弄上擔架，直奔太陽崗。要是趕上“大煙泡”飛舞的冬天，屍體凍得梆梆硬，抬屍人到坑前把屍體向溝裏一翻，再把擔架抬回來。莫桂新的命運也不例外，他的一腔忠魂留在那塊冷土上了。幾鏟黃沙一蓋，他就去了天國。
初到清河農場時，我覺得這兒比興凱湖要人道些，有時收工遲了，便會在蒼茫的暮色中看見平板大車上裝運著棺材，沿著農場道緩緩向五八六行進（各個分場都是夜間埋死人）。後來老號對我揭了謎底：哪有那麼多木料給罪犯打棺材，你看見的是一口無底的棺材，到五八六的穴坑前把棺材罩兒一抬，一揚車把，屍體就順到坑裏去了。埋完死人，把棺材罩拉回來，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時餓死的人多了，棺材罩不夠使，就幹脆裹上被褥，外邊用席筒一卷，並排躺在大車上，拉往五八六。我不太相信這老號的話，有一次幹稻穀裝車的活兒時，我悄悄地向車把式驗證真偽。車把式戲謔地對我笑笑：“你是新來的吧？實在隻有一口無底兒的棺材，那是變戲法給路人看的！”（我的長篇小說《龜碑》中，寫了這一細節）。
原來這是偽裝出來的人道，我深感自己的幼稚和無知。我甚至想象過我或許有那麼一天，也被罩起來拉往五八六，因為每天能聽到農場往外拉死人的消息。
為了抵擋饑餓，為了活下去，隊伍出工和收工時，不斷有人跑出隊列，蹲在那兒拔一株野蒜或摳一個漏挖的蘿卜頭什麼的，性急的在衣裳上蹭蹭，就塞進嘴裏；不太急於“進口”的，把路上撿到的野物裝進衣兜，晚上下鍋煮熟後才吃。這成了每個人的條件反射，走路時眼睛總像滿地找銀子似的向路邊窺尋著。我沒有勇氣跑出隊列去挖野食，但用鐵鍁翻菜地時把翻出來的一個個白菜根，裝到兜裏，回去煮白菜根以充饑倒是常事。初冬時節，每到吃晚飯的時候，各個牆角都閃爍著火光，好在清河農場處處是蘆葦，攏上一把當幹柴，把鋁鍋往兩塊磚頭中間一架，就吃起“加餐”來了。
記得，有一次疏浚排水溝，以加深溝的容水量。就業的“二勞改”隊（解除勞教的人員，住在鐵絲網外的紅磚房內）緊挨著我們的工作段挖河泥，一個叫劉嶽的“二勞改”的活段正好和我鄰界。我正在低頭幹活，耳畔忽然聽得“咯吧、咯吧”的聲響，有意無意地扭頭望去，頓時使我瞠目結舌，原來他正在嚼著一條水溝裏捉到的活魚，露在嘴外邊的魚尾巴左右搖擺，發出咯吧咯吧的抽打聲（若幹年後，我看見電影《苦戀》中有個鏡頭，正和劉嶽饑不擇食地生吞活魚的情景一模一樣）。我怕他不好意思，便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繼續幹活，哪知他反而吆喝起我來了：“喂！水溝裏有魚。咱們身上就缺動物脂肪。這東西雖有點泥腥氣，但能解饑就行！”聽了這漢子的動員，我心裏很不是滋味，但細想想，若不是餓得難耐，他會把一條活魚生嚼了嗎？“活下來就是勝利”，是這兒勞改人員的口頭禪，它不是很唯物嗎？
為了能夠生存下去，饑餓迫使最底層的人向原始生活回歸。其他類型的囚徒自不必說，就拿知識分子來說，也逐漸蛻去了那層清高的外皮，露出原始的形態。前文提到的工程師蕭乃信，在土城罵流氓罵得那麼尖刻，但在一次晚間集合站隊時，我親眼目睹他捕捉飛向電燈亮光帶翅的螻蛄，抓住一隻往嘴裏填塞一隻，直到隊長向他大聲斥責為止。
事後，我曾問及蕭乃信：“什麼味兒？”
“沒吃出味兒來，隻知道往嘴裏填。”他說，“肚子總像個無底洞。”
“克製一點不行嗎？”
“你家裏老母親給你郵寄食品。我是孤魂野鬼，誰管？隻有在困境中自己求生！”他振振有辭地回答，“我一不偷，二不摸，吃野食不算丟人。”
“我擔心你吃了有毒的東西，壞了自己的肚子。”
“管不了那麼多了。”他說。
不久，從六中隊傳來一個老右病危的消息，他叫陸豐年，落生在解放前的十裏洋場，按照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法，他屬於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出身。在北京農業機械學院即將畢業的日子，趕上了反右派鬥爭，他在民主專政與“內行”、“外行”問題上鳴放了一下，被戴上右派鐵帽送進了勞改農場。昔日，一個吃蜜也嫌不甜的小少爺，在這兒竟然吃開了五毒，他把捉到的一條蛇、一隻蛙、一隻癩蛤蟆和一隻老鼠，放在一口小鋁鍋裏煮熟吃了。夜裏，他開始上吐下瀉，渾身哆嗦。幾小時之後，他已經神誌不清，生命垂危。多虧分場的醫務室裏一個“二勞改”（刑滿後留場就業人員）醫生全力搶救，總算把他從死神的懷抱中搶了回來。因為我和他常在牆角煮食時見麵，雖然不在一個中隊，還算彼此相知。一天，收工後我到他的宿舍看望他，他神誌雖已清醒但麵色蠟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