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五八三分場，建製約百人左右，因饑餓而導致的浮腫號約占二分之一左右。嚴重的不斷死亡升天，其他的病號有的隻能在炕上挪動，而不能下炕走路；有的雖能走路，兩腿一按一個大坑。浮腫是自下而上地發展的，瀕臨死亡的病號連生殖器都腫得怕人，腦袋腫得像個老倭瓜。在這種形勢之下，人人自危，便拚命往嘴裏塞食，以圖掙脫死神的擁抱。
這裏，我不能不寫上一筆知識分子在饑餓的生死劫難中，自身素質上的亮點和黴斑。當時，巴鴻告訴過我這樣一件令人悲慟的事情：有個右派分子叫林澄，他是協和醫學院的高材生。由於興凱湖缺乏醫務人員，他到興凱湖二分場服勞役後不久，就被調到八分場犯人隊去當獄醫。在勞改單位獄醫是最吃香的，因為他不但給犯人看病，還給勞改幹部看病，無論從生活待遇上和政治待遇上，都和一般服勞役的老右有著很大的差別。住房是單間不住大連炕，吃飯吃幹部小灶而不吃囚號的大夥房；相對地講，他還有一定的行動自由，背起紅十字藥箱來，可以涉足勞改農場的每一寸土地。饑餓對於林澄不存在，訓斥對於林澄也不存在，是刑事犯和政治犯羨慕不已的一份差事。但林澄對此並不感到有絲毫幸運，正好相反，他覺得他和許多獻身國家建設的知識分子，都不該承受這樣的勞役懲罰。為此，一天他趁在田間巡診之際，一個人躲在小土坡後，掏出紅藥箱中的手術刀片，割開了腿部大動脈，麵對波浪滔滔的興凱湖以死抗議1957年對知識分子的“仁政”。他出身於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古代傳統中的“士可殺而不可辱”的生活信條，潛入他鮮紅的血液和每個細胞。他用自己的死，在太陽崗為這一時代的殉難者，立起了一座非大理石的苦難紀念碑。
我沒有死的勇氣。
我是弱者。惟一能夠實踐的是：潔身自好，盡量尊重自己的良知。在那樣一個環境中，做到這一點也並非易事。
記得，那是1961年的寒露時節，古農諺中說“農十月，高粱紅”，清河農場的高粱地卻缺乏那種酡紅的色澤。這兒是開發出來的鹽堿地，高粱不易成活，盡管場裏種的是抗堿的多穗高粱，但10月秋陽中仍然難見高粱的紅色。盡管這是高粱絕對歉收的年份，囚號們對於收割高粱，還是有極高的熱情。如果把收割高粱，比喻成蝗蟲飛進了莊稼地，那是有些誇張，因為這些浮腫的囚號，既無蝗蟲的翅膀，也無蝗蟲一跳八壟的彈跳能力；但是蠶食起生高粱米粒來，卻不亞於蝗蟲過境。他們先把高粱折倒在地，穗頭部分鋪上一塊手帕，用鞋底一搓，高粱粒兒就滾滾而落；然後把手帕往嘴裏一揚，當場偷吃，或把手帕裏包著的高粱粒兒抖進衣兜。如此這般，周而複始，好在前後左右都有青紗帳遮目，饑漢們當然可以美美地野餐一次。我的胃不習慣於嚼食生糧——盡管它對我有強大的誘惑力——我手拿鐮刀割砍高粱時，不斷把甜甜的高粱稈兒伸進嘴裏，按照營養學的解釋，人體不可缺乏糖分，那不長穗子的矮子高粱，甘甜程度和甘蔗相差無幾，我覺得補充人體內的糖分，或許比吞吃高粱粒兒，腸胃吸收得更加直接。
領班幹活的小隊長是我的一個同類，對這些隻裝沒有看見。但到收工集合站隊時，他在隊列前呼喊開我的名字。
“有事嗎？”我詫異地問道。
“今天是你‘值星’（值星是值日的同義語，即輪流值日一個星期的意思）。”他說。
我頭腦轟鳴了一聲，頓時明白了其中含義：這是讓我在這兒執行檢查任務，要把人們身上帶的糧食都檢查出來。我裝作不解其意的模樣，把球踢了回去。我說：“小隊長，‘值星’是指內務衛生而言，監舍大院之外的事情，沒有‘值星’的責任。”
“幹活的事你也要管。”他說。
“這不是幹完活了嗎？”我反唇相譏。
“還有個任務你沒完成。”他態度變得蠻橫起來。
“什麼任務？”
“隊長有過指示，凡是到菜園或糧田裏幹活，集合站隊回號以前，都要搜身。”
我急了：“對不起，這差事我沒有幹過。”
“什麼？”他聽出我話中的譏諷意味，便指責我說，“沒幹過也得學著幹，政府改造的就是你我的反動思想。”
“我就是不幹！”聲音是斬釘截鐵的。
“你不幹不行！”
“我就是不幹！”我再次重申自己的態度，為了怕他疑惑我偷了糧食，便把所有衣服兜兒都翻個個兒，抖給他看，“我嚼過高粱稈兒，沒帶一粒糧食，這是因為我身體還沒有浮腫，還咽不下那生高粱米粒兒！”
爭吵之際，幾個身上揣糧的浮腫號央求說：“小隊長，這麼辦吧！為了不使你為難，我們走到大門口時，要是看見有檢查崗，就把高粱粒兒倒在地上喂田鼠，要是沒設檢查崗，你就高抬一把手，裝成不知道。咋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