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冬天來得特別早，街道上的樹葉還沒落光，秋天還沒完全脫掉它的黃褐色衣裳，外蒙古的寒潮就趕著來報到了。之所以能有這個記憶，是畫家王複羊的勞動模樣留給我的：10月末，他沒有禦寒的勞動服裝可穿，穿著一件八成新的呢麵大衣，還在皮領上圍了一塊白色墊肩。於是“右派貴族”的雅號從此便粘在了他的身上。
舉目四望，昔日那些搖筆杆、拿畫筆的“秀才”的尊容都十分狼狽。嘴裏總愛哼哼著約翰·施特勞斯《藍色多瑙河》樂曲幹活的陳德貴，來工地不久就折斷了眼鏡的一條腿，折腿的那邊，他套上一根線繩，被冠之以“斯維爾德洛夫”的綽號。看著自己，我也不禁啞然失笑。我身穿一件破大衣（這是我母親怕我冷，毀了一條狗皮褥子縫製而成的），上邊濺滿了泥點和灰漿，儼然像一個專職泥水匠。至於那些女右派，則一律斂起昔日紅裝，頭上頂著藍黑色帶有耳扇的帽子，簡直就和工地上的男壯工一個模樣。
女右派幹的是把彎釘子錘直的原始簡易勞動。分派活兒的人，確實是出於照顧婦女。但是在嚴冬的露天工地，坐在那兒幹這種輕活兒，還不如幹費力氣的活兒好。她們不斷跺腳，用嘴哈氣暖手。那邊刨槽的男右派，有的扒掉絨衣穿了單衫。狀元府名不虛傳，修建這舊宅院時，地麵攪拌了三合土，加上天寒地凍，丁字鎬刨下去，隻留下一個小小土窩。再看看各自的手掌，幾乎人人都震裂了虎口。醫務所大夫不知是出於對這些人的同情，還是施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對於施舍膠布從不吝嗇，因而每人手上都貼上了橫七豎八的膠布條條，像是戴上兩隻汙濁的手套。
迫近年底的一個嚴冬下午，我趕上和王守清一塊刨槽。這家夥幹活也像打仗那樣，掄起丁字鎬來虎虎生風。“噗”的一聲，一個硬土塊濺到了他的眼鏡片上，一隻鏡片頓時像太陽光的輻射線似的，在上邊結網。我勸他去配一副新眼鏡，他用濃重的鼻音回答我說：“配甚眼鏡？這雙眼睛長在我臉上都是多餘的，我恨自己這雙眼睛，當年沒被炮彈皮炸瞎了呢！瞎了就甚東西都看不見了，落個心裏幹淨！”
我不能對他的話作出反應。他根紅苗正，雖說他也被劃為右派，似乎還有某種發牢騷的資本，我出身於地主家庭，身份應比王守清更為卑賤，不具備講怪話的任何條件。可是，腦袋畢竟長在我自己的脖子上，嘴上不說，心裏不一定不想。王守清這段悲憤的自白，當即讓我想起了我曾經讀過的一個意大利的電影劇本《他們出賣眼睛》。編劇以極其含蓄的手法，用出賣自己的眼球的劇中人，象征並鞭撻那些對社會時弊視而不見、在生活中出賣良心的人們。王守清講的這段“反動怪話”，當然缺少電影劇本的藝術曲線，但和那個電影劇本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嗎？
仔細想來，這也怨不得那些人們，我們這些工地上的活標本，已對那些視力一點五的眼睛，出示了黃牌警告。時代需要色盲、聲盲、情盲……當時，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有眼無珠的人就應運而生。這是1957年反右遺傳下來的癌症。
記得，在反右派鬥爭開始時，北京市委一位負責的人物，在一個大禮堂裏作動員報告。他以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自詡說：“我們要把那些隱藏在陰暗角落裏的右派分子都挖出來，把北京變成水晶般的城市！”這些話雖然十分悅耳動聽，並具有一定的鼓動力量，但是一個唯物論者忘記了唯物主義最起碼的常識，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透明。所謂“水晶城”之說，是地道的形而上學，神話。當然，如果人們都變成了“色盲”，眼前就隻剩下單一的顏色了——那是一種不透明中的透明，倒是可以解釋為“水晶城”了。
在狀元府的勞動工地上，還有一個戴著圈套圈的高度近視鏡的右派分子。他幹活窩窩囊囊，沿著“馬道”往樓上挑磚運灰時，總是弓曲著水蛇腰，像隻鴕鳥似的。他叫趙筠秋，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經濟係，別看他肩不能挑擔，在批判他的右派言行時，脖子卻伸得挺長，身條挺得挺直。那天，他嘴裏嚼著饅頭舌戰群儒，話鋒的焦點是中國官僚主義的淵源。趙的論點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的不完備必然產生官僚主義；而批判他的那些人們則說，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十分完備，官僚主義與此無關。他一邊噴著饅頭渣兒，一邊慷慨激昂地陳述著自己的觀點，最後的結果可想而知。也許他當時那副執拗的儒雅氣質，留給我們印象很深，所以在勞動現場，我們常喊他“趙老夫子”。
最使人愜意的事情，是在上午勞動中的一刻鍾休息。我們蹲在避風向陽的磚垛旁，或者到一間堆煤的小屋中去取暖時，徐鍾師“削發為僧”抗拒運動，自然被常常提及，趙老夫子舌戰群儒的場景，也常常用來解脫我們的精神空虛。但這些東西，畢竟是人所共知的，人們需要尋覓新樂，解脫各自的煩惱。
我本是個緘口如瓶的人，但精神上的沉重負荷似在改變我的個性，於是有一天，在那間堆煤的小屋裏，也打開了話匣子。那是不知誰談起了“陽謀”這個字眼的含義時，我講起了鄧友梅君的一段經曆：10月11日，北京已進入金秋時節，團中央大禮堂裏舉行批鬥劉紹棠大會。台上坐著中國文壇的泰鬥，台下坐著的都是北京市的青年文藝尖子（包括演員）。當時，北京市文聯尚未明確鄧友梅劃為右派分子，因而友梅上台發言時，還不得不做出許多“左”派的姿態來。友梅能言善辯，語意鏗鏘有聲，加上他掙脫羅網的強烈欲念，對劉紹棠違心的批判相當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