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話出在友梅發言結束之後：當他紅頭漲臉，嘴巴離開麥克風邁步下台，台下正為他有力的揭發批判響起脆脆掌聲時，市文聯秘書長田稼突然向台下黑壓壓的群眾高聲宣布：“同誌們！不要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欺騙，他——他也被劃為右派分子！”
會場頓時愕然。
夥伴們笑了。接著七嘴八舌：
“這是一出皮影戲！”
“鄧友梅充當了皮影人！”
“這出皮影該叫啥名兒？”
“先使用友梅君，然後把他再甩出來。推完磨殺驢，招兒真高……”
“這叫‘各個擊破’。”
“這叫‘陽謀’——”
每每涉及到政治，聊天便驟然刹車。
在我的記憶中，這些右派夥伴當中，和我接觸最多的要數王複羊、駱新民、梁沙軍、趙筠秋等人。其中最坦誠的要算是漫畫家王複羊。他就讀於東北魯迅美術學院，在老右中年紀最輕，但對生活最富於哲理性的思考。他當上右派的導火線始自於他對李濱聲的態度。他不揭發、不批判；但是有人出來揭發他了，這就是駱新民。他說，王複羊汙蔑過進入東北的蘇聯紅軍，說過“胡風問題構不成反革命”，“肅反傷害了一部分老同誌的心”等等。結果，年輕的王複羊受到了二類處分——監督勞動（當時對右派分六類處理：一類送勞動教養；二類監督勞動；三類自謀出路；四、五類降職降級；六類免予處分），每月十八元生活費。
駱新民（筆名駱拓），原本是馬來西亞華僑，因其父和徐悲鴻先生私交甚密，解放前他便從異國他鄉回到祖國懷抱，並考入中央美術學院學習。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他雖然積極批判李濱聲，又揭發了王複羊，由於他在鳴放期間曾寫過一篇文章，為國畫大師李苦禪的待遇鳴不平，反右鬥爭仍然把他網羅在內。但他是華僑，反右鬥爭中又“表現可以”，所以落了個從輕發落，隻開除了團籍，免予行政上的降職降級處分，可是右派帽子依然給他戴在了頭上。
梁沙軍是河南人，原是地下黨員，他性格憨厚是個樂天派，因而在右派當中頗有人緣。他走到哪兒都會受到歡迎，因為他有腰間盤突出的毛病，幹不動重活兒，除了在裝訂房和女同胞們折折書頁之外，有時也來狀元府工地幹些輕活兒。
那天，北京降下了頭場冬雪。我和王守清去取勞動工具，梁沙軍和女右派們一塊錘釘子時，發現了我倆，便道：“喂！幹什麼去？”
“取工具！”王守清既有鼻音，又有濃重的地方口音。
“什麼？”梁沙軍用王守清的諧音逗趣說，“去公安局？”
“你開甚的玩笑！”王守清一臉苦相。
“唉！我解放前在警察局當差（地下工作），要是解放後轉業到公安局就好了；你要是進了公安局，我一定把你給放出來。”
“為甚？”王守清愣愣地問道。
“名字上了碑的英雄，公安局不敢收留。”他打哈哈地笑著說，“你在陝北給毛主席站過崗，這回我還送你進中南海給毛主席當警衛班長，要是他們不收留你，我給你寫介紹信。”
這個玩笑充滿了酸楚，卻也因為有人理解王守清的痛苦而寬慰了他的心。因此，王守清一路念叨著：“沙軍是好人！隻是咱們都生不逢時，趕上了他娘的1957年！”
梁沙軍確實是個不錯的人，但是上帝分配幸運與不幸運時，並不把人的品質優劣當成分配的尺度。俗話說：人走背字的時候上卦攤。這也許是社會中的底層人更容易相信宿命論的緣故吧！
新社會沒有卦攤，特別在堂堂北京城。可是在右派中會看手相的人不少，駱新民對這方麵的知識尤其豐富。我也叫他看過手相。他說：“你妻子張滬的手相是主權貴的，將來還有盼頭。你手相上事業紋非常紊亂，恕我直言，你一輩子可能就耍大鐵鍬了。”
“你呢？”我反問他。
“少則五年，多則八年！”
還是王複羊比較實際，說：“八年？再乘上二差不多吧！”
“十六年？”駱新民認真地說，“那就完了蛋了，畫畫人的手不能生疏，長期不拿畫筆，人就報銷作廢了！”
我們陷入茫茫然不可知的迷惘之中，就像汪洋大海中的片片孤舟，前麵既看不見燈塔，更看不見陸地。盡管報社領導指出右派的前途時，引證毛主席的話：“三年怎麼樣？三年不行，五年、八年總可以了吧？”我感情上對這幾句話百聽不厭——因為我還幻想著拿筆寫小說，但理智上總是不太相信這是真的。我胡亂猜想脫胎換骨的改造，至少要十年時間，按照我對未來的剖析，十年後我三十四歲，那時青春尚存、容顏未老，精力還不到枯竭的時候，也許還能幹點兒事業。因而，當夜深人靜，我和妻子躺在床上談論這些事情時，還自我麻醉地背誦過李白的詩：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我妻子則比我還要悲觀，她常用“心比天高，命比紙薄”來概括老右們的命運。她的論點是：光陰不會倒流回來了，沒有這批戴上右帽的知識分子，火車照樣地開，地球照樣地轉。
我說：“不會這樣，中國需要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