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倒是我的嶽丈、教育家張宗麟，他在鳴放時曾規勸過我，叫我注意社會影響。但反右鬥爭並沒有放過他去，在教育部，他成了靶牌之一。不僅如此，就連他的兒子張閩——清華大學機械製造係學生、黨支部組織委員，也被卷進了反右旋渦，再加上他的右派女兒張滬，一家四個解放前入黨的黨員中，有三個被定為右派分子，這個革命家庭在1957年被肢解、被撕裂。這使我悲慟至極百思不得其解，苦思冥想之餘，我想起許多在報刊上被點名為右派的老前輩，不少是出生入死，為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流過血汗的人。看見有那麼多的名人，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我這小小的蘿卜頭，反而在思想上得到了某種解脫。
這種近似於阿Q式的心理平衡術，倒能給我一些麻醉。因而，當那頂右派帽子在我頭上旋來旋去，並漸漸逼近我的腦袋時，我心裏反而平靜了許多。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是8月21日的早晨，我奉召去參加市文聯的揭發批判右派分子劉紹棠大會。會議室坐得滿當當的，但卻肅穆無聲。當我走過椅子中間的窄窄夾縫時，許多目光都投向了我。文藝界的同行和各期刊的編輯，都知道我是劉紹棠最要好的文友，因而這種目光對我說來無異於一條條鞭子，從四麵八方抽打過來。我難以改變昔日的舊習，仍坐在最不顯眼的邊座上。我發現紹棠早已到場，他端坐在我對麵那條長桌的中央。他麵前擺著一隻麥克風——那兒是被審判者的席位。近兩個月不見，他似乎消瘦了些，此時他眼睛盯著麵前幾張紙，雙手在用絨布擦著眼鏡。
去市郊參加“社教”運動之前，我曾去“光明殿”偷偷看望過他。那天晚上，他異乎尋常地激動，因為在“牆倒眾人推，破鼓萬人捶”的形勢之下，昔日那些紛遝而至的座上客，都紛紛遠而避之，而我卻在這個時刻，叩門而進。
我告訴他，我妻子已經先於我們劃為右派了。
他十分震驚：“為什麼？”
我簡述了一遍後，他連連搖頭歎息：“我有言，有行，有文章，不管對錯，還能找著點茬口，她……”
“你真認為你的文章反黨了嗎？”我認真地問。
“現在是從效果追溯你的動機，而不是從你的動機判斷你的效果。”他侃侃而談，“維熙，說句私房話，我認為這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國投下的陰影，才對知識分子操動幹戈。”
“被匈牙利事件嚇昏了？”我問。
“所以殺雞嚇猴。這真是中國的悲劇。”
連聲歎息之餘，我和他都沉默了，加上紹棠妻子曾彩美本來不愛說話，屋子裏靜得如同沒有人跡的沙漠一般。
“你要丟掉幻想。”許久之後，他說。
“可是周遊叫我去搞‘社教’呢！”
“他的好心固然可敬，但這不是他能力挽狂瀾的。”
“也許會出現一個意外吧！”
他苦澀地笑笑：“但願如此吧！我希望你能幸免於難。”
我不敢久留。借著夜幕為屏，他送我到路口的汽車站，握手告別。他的手大我一輪，致使我感到這次握別格外有力。說不盡的難言之隱，都在這緊緊的一握之中了。
此刻，他那隻手在擦著眼鏡，不停地擦。可以判斷出那完全是潛意識的機械動作。
“從維熙！你坐到靠前一點來。”有人招呼我。
不是商量，而是命令。我平日喜歡坐後排邊座，沒有一個人過問。今天後排靠邊的地方，還坐著王蒙、浩然、李希凡……以及作家端木蕻良、李克、李微含……我很快理解了呼喊我的意義。
呼喊我的是市文聯秘書長田稼同誌。他有著敦敦實實的身體，白胖胖的臉龐，顯得非常健康。可能是勞心太多之故，過早歇頂，因而在健康的體魄上，點綴了微少的老痕。當我遵命往前挪動席位時，他兩隻大眼睛專注地盯著我，仿佛我臉上有什麼肮髒的東西似的——對了！這天早晨我心裏忙忙亂亂，隻刷了牙，當真忘了洗臉。
和我並排坐在頭排的人物，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有鄧友梅、陳模。剩下幾個座位上麵坐著工人作家趙堅、高延昌、李維廉……還有《中國青年報》和《北京日報》反右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北京日報》的代表是小個子周鐵生。
此起彼落的批判之詞，我今天已無法還原，不過，這次會議的主旋律是緊緊圍繞劉紹棠篡改毛澤東文藝路線而興師問罪，我倒難以忘卻。老實說，這也是意料之中的罪名。在濟濟文壇，惟獨牛犢子劉紹棠對延安文藝座談會直麵提出了修正意見，冒犯了神的尊嚴，豈能得到寬恕？！
中國的知識分子也著實值得稱道，不用田稼指引，都知道從哪兒下刀最為方便，多數文友，是直指政治立場這根命脈。盡管他們心裏不那麼認為，但嘴、眼、手諧和統一的激昂表情，卻都表現得像是真的一般。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造就出一批批真假難辨的演員，他們扮演著令人腸斷的角色。
我愚笨而懦弱，盡管也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一點，但總是不成功。我思想方法上至今仍有一條劣根，遇事過多地為對方著想。那天，在會上我這個毛病再次暴露。
在一些文友發言批判之後，我遊離開政治話題，給紹棠生活上提出揭發。我結結巴巴地說：“他在《田野落霞》這篇小說中，寫黨的幹部風紀敗壞。我曾問過他是否有這等事？他說在運河邊上出現過大姑娘溺嬰，是生活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