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底說不說！”
“現在是你和從維熙劃清界限的最後時機了。機不可失，失不再來！”
“我說幾句。”矮矮的房樹民終於站了起來，紅頭漲臉地說道，“依我個人和他接觸來看，他隻是文藝思想問題，不是立場問題。劉紹棠像個右派，他當真不像右派……”
話還沒容他講完，會場就炸了窩。
“這是在包庇右派分子從維熙！”
“這是向黨進攻！”
“讓他也老實交代他的言行！”
還好，掌握會場的人，怕轉移了鬥爭大方向，宣布讓房樹民退場——他被“驅逐出境”了。
望著他頹然而去的矮矮的身影，我哭了。樹民過去與我友誼甚篤。記得，當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南河春曉》出版後，他曾給我來過一封長信，讚揚小說泥土氣息之餘，指出書中有少許錯別字。他例舉魯迅先生的嚴謹學風，以此來批評我的疏忽。我深受感動，覺得人世間有這樣的一二知己足矣！
此時，他居然敢在這個場合直抒己見，更是難得。這不禁使我想起從這座樓中一躍而下的戚學毅，不要看一場風暴來臨時，大樹低頭，小草彎腰，落葉飄飛，冰河封凍，但在冰封雪蓋的古老河床中，春水仍在冰層下靜靜地流淌……
我一直為樹民擔憂，但不知是哪個神靈的保護，他幸運地躲過了反右派鬥爭。一天晚上他無聲無息地推門而至，邀請我過幾天去便宜坊吃烤鴨。
我沒有推辭，也沒有理由推辭。在這人人自危的時刻，誰知道有多少家庭夫妻離異？有多少友誼之巢被焚？又有多少人對落井者投石？或借倒下的人的鮮血染紅頭上盔冠的紅纓？因此，樹民對我之情可謂珍貴至極。古人有訓：困頓時方知知己。在1957年的風暴中，我認識了樹民。
幾天後的又一個晚上，我和他在前門外便宜坊的餐桌上見麵了。他說：“約你出來散散心。”
“既來之，則安之。”我盡量裝作若無其事的神色，“聽天由命吧！”
“不能自暴自棄，隻當是去體察社會，體驗生活好了。”
“如果在近處改造還好，要是我倆都離開北京，家裏留下一老一小，我不放心。”我連杯地喝著苦酒。
“我常去看看大媽好了！”（後來，樹民沒有忘記自己的許諾，直到“文革”年代，在親朋好友皆遠而避之的時候，樹民仍常和他的妻子去看望我的母親和孩子。1985年之後，他在任作家出版社副總編輯一職期間，常常退掉文壇權貴的不及格的書稿，這種剛直不阿，是他青年時代精神的延伸。在中國作協，他被認為是最正直的人）。
“也許我的命運還沒走到頭呢！”
“為什麼？”
“報社近二十個右派，我是第十三個被揪出來的。‘十三’這個字眼很不吉利。”酒喝多了，我毫無遮掩地說。
“別胡思亂想了。”他奪下我手中的酒杯。
記憶本身就帶有篩選的功能，那些淡而無味的平庸東西，都從時間的篩孔裏漏掉了，而留下來的都是十分珍貴的，使你終生難忘。當然，我提及“十三”這個數字，隻不過是宣泄內心的憤懣之情，但是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個不吉利的數字，正是我和妻子命運的預卜……
從“狀元府”走向“墓地”
報社的右派分子被組織起來勞動。會同大樓中新華社北京分社的右派張辛城、卜昭文、丁寶芳、雷朋，以及北京出版社的右派王守清、陳德貴、馬誌行、苑省民……近三十人之多。其中，黨團員占絕大多數。
王守清，是從部隊轉業到出版社當人事幹部的。此人十四歲就在晉東南沁縣參加了八路軍。因打日本鬼子作戰有功，在1946年時，就當了碑上留名的戰鬥英雄。他身材魁梧，滿口山西腔，在陝北時他是中央警衛師的小鬼頭，為毛主席站崗放哨，稱得起是為了締造新中國出生入死的鋼鐵戰士。而反右派鬥爭是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決鬥，但他也被卷了進來。熟悉他的人告訴我，王守清身上帶有戰爭留給他的彈痕。這次，他又被反擊右派的子彈擊中了。
和王守清個頭差不多，但沒有魁梧身材的李濱聲，不也是一個屈死鬼嗎？！盛夏時節，黨中央的理論權威刊物《紅旗》，用臥車把他接走，在請他吃飯的席間，拿出許多剪報資料，請他根據資料為刊物畫一幅漫畫，《沒嘴的人——老實幹部獎獲得者》就是這麼出籠的。脫稿後李將稿放在桌子上，被報社文藝部負責人看見了。於是說服了他，先在《北京日報》刊登了。後來，《北京日報》首先向李濱聲發難——他不幸成了“陽謀”中的第一個犧牲品。
批判會上，李濱聲曾據理力爭：“我並不是為報社畫的，是你們要我在報上刊發的。”
對方回答：“就是有意叫毒草出土，讓人民鋤之！”
不能說不巧。1957年秋冬我們從事勞動的工地，是清代最後一個狀元的家宅。《北京日報》說服了狀元的孫女，把這宅院的地皮買了下來，拆舊宅，蓋報社的職工宿舍。這地方名叫狀元府，此時這些落難的“文武狀元”幹著刨地基、挖房槽、砸釘子、運磚瓦、挑灰漿一類的活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