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說：“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隻有劉和我不拿工資靠稿費生活。有一次在閑談中，我和他都深感一邊寫作，一邊還要考慮飯碗，心神很不安定。劉說如果能有三萬元的存款當後盾，利息夠吃飯穿衣的，心就能踏實下來，有條件去長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裏總有後顧之憂，影響寫作的精雕細刻。”
我還說：“有一次，劉患腸炎，考慮到可能是村裏食物不潔造成的，便帶了些饅頭下鄉。”
會議主持人當即指出我隻說芝麻，不說西瓜；隻談生活，不談政治。我落了個態度惡劣，包庇右派分子劉紹棠。但是，沒過幾天，這些芝麻在報紙上都被放大成了西瓜。報道這個會議的記者，以《從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為題，妙筆生花地裁取了所需。把紹棠談及的有三萬元存款就能安心生活、安心寫作之說，聳人聽聞地變成了“劉紹棠揚言要為三萬元而奮鬥”。把他犯腸炎，帶饅頭下鄉之事，寫成了“下鄉常常挎著一籃饅頭”。並說“他和從維熙等墮落到專門愛談‘大姑娘在河邊生私孩子’”！雲雲。這篇文章，後來變成對青年進行教育的活教材，四處流傳，殊不知這是下等記者斷章取義之劣行。至今，這位記者尚在人世，真不知他有無對紹棠的負罪之感。
當時，盡管我懦弱得如同一株小草，但尚未泯滅人的良知。讀了報道後，我立刻給這位記者寫了一封抗議信，指出該文扭曲了我發言中涉及的事實。可以想象：這種抗議的聲音還不如一隻蚊蟲哀鳴，不但不被理睬，反而在後來批判我的會上，被指責為“這是兔死狐悲的沒落階級感情大暴露，是抗拒反右派鬥爭的反動行為”。奈何？事後，我將那份報紙保留了很長時間，我從字裏行間，嗅出八個大字：“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因為這篇刊登在《中國青年報》一版顯要地位的文章，不僅漫畫化了劉紹棠，更為荒誕的是，把幾個素昧平生，和我毫無接觸的人，都囊入一個右派反黨小集團之中。鄧友梅身在北京，我們隻是在會上見過麵，會下無任何來往，納入以“劉、從”為核心的集團首犯，已屬不實；至於天津的鮑昌、浙江的鄭秉謙和洪禹平諸公，我們既無書信往來，又無一麵之識的緣分，怎麼會成了一個反黨小集團呢？！
形而上學的猖獗，並不是始於“文革”，1955年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已見端倪，1957年反右派鬥爭形而上學成風。誰的調門最高，誰就是反右積極分子。“四人幫”骨幹姚文元就是靠反右起家，從“形而上學”的“文棍”一躍而跨過龍門的。因而，就其實質來說，反右派鬥爭給極“左”的無限膨脹提供了土壤，是“文革”在1957年的預演，是“文革”法西斯暴行的序幕。當時，被批鬥的右派也沒有被戴上紙帽子遊街示眾，但究其運動本質，是1966年“文革”的起步。
譬如：我在《北京文藝》上的論文，充其量不過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學術討論，指出其不夠完備、不夠確切而已。但是自從劉紹棠被定性為右派分子之後，一位老作家在撰文批判這篇文章時，完全抹殺了其學術性質，而上升為政治立場問題。我在《長春》月刊發表的小說《並不愉快的故事》，不過是揭露農村生活的真實一隅，卻首先被長春市文學界聲討，視為一株“大毒草”。此篇聲討文章被《北京日報》文化生活版轉載，我尊敬的前輩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藝》上撰文時竟說：“從維熙寫《並不愉快的故事》，竟然煽動農民鬧事。”（我非常敬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舉，老人為後代文人作出不甘屈辱的示範。但為了尊重1957年曆史真跡，請原諒我寫上了這一筆）。
我的命運已經注定是“另冊公民”。本來，無需對宣布我為右派分子的那個批判會再費筆墨，批判我也像批判其他右派一樣不外都是“低頭”、“老實交代”、“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一類的聲音。但是，我還是要寫下會上的一段小小插曲，因為在這個會上出現了與反右運動氣氛相悖的不諧和音：那天中午，天開始淅瀝淅瀝地下開了秋雨。莫非是天為我哭？為那些承受命運嚴酷打擊的知識分子而泣？我心中分明滴落著血，但眼中無一滴淚。但是，當我在會上，卻被閃光的良知催下了淚水……
“房樹民，你是從維熙的朋友！你們一塊在孫犁主辦的《文藝周刊》上發表作品！現在，我們希望你能和他劃清界限，對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進行揭發。”會議熱烈了好一陣之後，主持人點了房樹民的名。
這時，我才發現他瑟縮在會場的一角。
他為人極忠厚老實，和我同是師承孫犁“荷花澱派”的青年文友。我真希望他能夠淋漓盡致地把我揭發批判一頓，因為此時的我，已成為一麵萬人爭捶的破鼓，無論他怎麼“上綱上線”都已對我無損，相反倒能為他自己增加安全係數。
我期待著。會場也期待著。
他平日是個沉默無言的人，但此時被點名“將軍”，等於斷了退路，隻有以重炮轟我才能為他打開一條出路。但他遲遲沒有站起來，以致惹惱了會場。
“房樹民！你耳朵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