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視才情低下，其他文友都是大樹，而我隻不過是樹冠陰影下的一株小草。那天，小草居然也發出了低吟，而且是語驚四鄰，這實在是個謎。我一無嘩眾取寵之心，二無搖撼文壇主帥之意，隻是深感文學作品公式化、概念化蔓延（包括我自己的某些作品），便放了一聲悶炮。據心理學家們剖析：人生活在世界上，都有一次或數次的生命曝光期。以此來推斷，那可能算我一次生命的曝光了。隨著這聲悶炮，我在創作上也尋覓著生機。1956年我給《新港》（今天的《天津文學》）寫了一篇小說，題為《陽春三月》，被編輯部退稿。退稿信中委婉地提示，我這篇創作出現了不健康的苗頭。其實，我這篇東西是從郊區一個農業社因無限製地擴大公共積累，導致農民手中拮據，官僚主義萌生，農民被迫到區委鬧事的真實材料寫成的。是我第一次掙脫了理論約束，進行的小說創作嚐試。也許它不如我50年代初期荷花澱派的作品清新、透明，但50年代中期，藍天下已有沙塵，我把它寫進作品，目的還是為了藍天碧透，並無順風揚沙之意。適逢《長春》（今天的《作家》）編輯部黃三川同誌來我家組稿，我便將稿交給他，將題目《陽春三月》改為《並不愉快的故事》，發表在該刊1957年7月號的頭篇位置上。
此時，我已在為自己編織羅網而不自知。之所以如此，實因自己揭露麻木的官僚主義的目的，正是為了消滅這種惡跡。此時，大鳴大放的空氣正濃，許多知識分子以滿腔熱血，坦誠地向黨進諫。漫畫家李濱聲畫了一幅漫畫，題為《沒嘴的人》，他用怪誕的誇張手法，畫了一幅身穿四兜中山服的幹部漫畫像：堂堂五官中缺了“一官”——他沒有嘴。很顯然，這是對我們社會生活中缺乏民主提出了尖銳的嘲諷；也可以解釋成某些官僚主義者最欣賞、最器重這樣的幹部。另一位漫畫家廖冰兄，則發表了一篇詩配畫，對文藝創作中的指導理論提出了異議。此畫，我已淡忘了，但畫家那首打油詩的片斷，我至今記憶猶新。詩曰：
技巧必須如此，
題材不可這般，
最好人如機器，
沒頭沒腦簡單
……
這些漫畫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共鳴。本來，此時不僅是完善中國民主建設的大好時機，也是中國真正的現實主義文學的起點。因為在1956、1957兩年中，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宗璞的《紅豆》、耿龍祥的《明鏡台》……一批揭露時弊和純情的文學作品相繼問世。假如我們能從資產階級民主憲政中，汲取一些有益於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東西，1957年後將是中國經濟和文化比翼騰飛的時刻；中國擺脫半封閉的貧窮落後的時刻表，將因此而大大提前。否！原來發動知識分子大鳴大放隻是一種手段，“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原來是“大魚正在撞網，便於聚而殲之”。一個盛夏的夜晚，當我妻子把那一文件內容（北戴河會議）告知我時，我簡直是瞠目結舌。
“這可能嗎？我不相信！”
“什麼叫‘陽謀’？‘陽謀’和‘陰謀’有什麼區別？”
“與其如此，何必當初號召鳴放？”
“主席不是說‘言者無罪’嗎？怎麼又成了撞網的大魚？”
她沉默不語。她回答不出我的質詢。
最後，她一邊奶著懷裏的孩子，一邊不能自圓其說地解釋說：“這些詞兒，可能是指那些資產階級政客而言，不是指廣大知識分子鳴放說的。”
記得那天夜裏小從眾還發了高燒。我和妻子身心疲憊地抱著他去醫院打針，歸來時已是深夜。我失眠了——這是1957年第一個失眠的夜晚。天拂曉時，我才迷迷糊糊地睡去，夢見了普希金《漁夫和金魚的故事》中的場景。不過，那大海是黑墨色的，鑽進那小口大肚缸中的金魚，不止一條，而是一群……
早晨，我把夢境講給她聽，她說：“反正不是什麼好兆頭。”
不久，我這個夢境應驗了。《這是為什麼》和《〈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必須批判》的社論，見諸各個報刊。一鳥入林，百鳥壓音，黃鸝、百靈、杜鵑、翠鳥的啼春之聲頓時消失，“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這個專用稱呼，進入了中國曆史。昨天的廣播員，還在盛讚鳴放的鶯歌燕舞；今天，則轉口說它充滿毒汁，語調中流露出肅殺之氣。街道上一度播放著的印度電影插曲《拉茲之歌》突然啞了；金嗓子周璿唱的《四季歌》，也從廣播中銷聲匿跡。仿佛在這盛夏時節的短短幾天，曆史的火車頭來了個急轉彎，一下子從車廂裏甩下來幾十萬對事業充滿創造活力的知識分子。
反右鬥爭的號角吹響了，知識分子的劫難降臨了。
混沌之初到“第十三名”
《北京日報》首當其衝揪出來的右派分子不是我，是漫畫家李濱聲、小品文家楊凡（即劉波泳，他在鳴放期間發表了雜文《灶王爺的小本子》，曾納入《掃帚集》出版）。美術組隻有女畫家陳今言逃脫，其他幾個畫家：王複羊、駱拓、鄭熹，包括李濱聲，皆戴上了右帽。農村組裏記者丁紫、編輯徐鍾師和我全軍覆沒，一律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