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好好檢查自己的文藝思想。”我說。
“對。完全對！”他再次表示讚許，但依然蹙鎖雙眉。
“還有事嗎？周遊同誌！”
“現在我通知你一件事。”
我覺得上絞刑架的時刻到了，我等待命運的宣判。
“你暫時離開報社，到京郊農村參加‘社教工作’去吧！馬上就走！”
我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此時反右鬥爭已開展得如火如荼，每個單位都在揪右派，挖右派，而周遊居然叫我到農村去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實屬非常之舉。
回到家來，我向妻子詳述談話內容，她說：“這是有意保護你過關！”
“出於愛才？”
“可能吧！你是他調來的。”她分析著，“再說，咱們這個四口之家，已經有我這個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了，他們或許不忍心再給你戴上這頂鐵帽子！”
“阿彌陀佛——”我暗自慶幸我身後有個保護神。
“但也未必能保護得了你。”她說，“他隻是‘五人領導小組’中的五分之一，其餘那五分之四，還是個問號呢！”
不管怎麼說，我在困境中看見了一線生機。第二天淩晨，我整理好行囊，乘公共汽車去東郊高碑店鄉“社教工作組”報到。我和東城區婦聯一個同誌被分配到農業社所屬的各個生產隊去調查。我拚命地工作，與其說是為了積極表現，還不如說是以繁忙的工作壓抑內心的忐忑不安的情緒更為準確。我最怕黑夜的寂靜，躺在床上總是久久不能入睡，就連水塘裏的陣陣蛙鳴，都能使我聯想起批鬥右派時的激昂口號聲。還好，睡在同一頂屋簷下的同誌，都因白天的奔忙而匆匆入夢，並沒發現我這個輾轉反側的失眠者。倒是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位婦聯同誌，對我白天連打哈欠表示不解。
“喂！夜裏幹什麼去了？”她單純、開朗、活潑，對於我這個瀕於右派泥沼之人的心情，毫無所知，“你聽早晨的新聞廣播了嗎？又揪出好幾個文藝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有吳祖光，叫什麼‘二流堂’小集團。”
我苦笑著應聲：“是嗎？”
“你怎麼不關心重大的階級鬥爭？這是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大事！”她以戲謔的形式，向我袒露著一個女青年的心聲。
“隻要聽不見我的名字就行。”我回答了她的真誠。
“不會的。來工作組的都是機關裏的左派同誌，你要是個右派，領導不會派你來搞社教。”她充滿信任地對我說，“不過，你們文藝界確實是右派的老窩，有個叫劉紹棠的膽敢反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真是狗膽包天！”
哪壺不開她提哪壺，使我在尋求安寧中，失去心靈的安寧。其實，這並不是她的過失，一個剛剛走出校門的女學生，生活在她眼裏永遠是藍天。她似乎沒接觸過農村，對這裏的一草一木都感到新鮮，因而在路上常常跳蹦著，唱起50年代青年們喜歡唱的歌：
我騎著馬兒過草原，
青青的河水藍藍的天……
這支歌使我格外惆悵和茫然。據我所知，這首歌的詞作者馬寒冰同誌，在鳴放乍起之時，曾與陳其通等四人，聯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捍衛文藝路線的文章，結果受到毛主席嚴厲的批評，指出文章是“左”傾，不利於鳴放，馬寒冰承受不住壓力而自殺。但是彈指之間，也許那縷遊魂尚未飄進豐都城，毛澤東又反其道而行之，對鳴放中提出尖銳意見的知識分子（包括並不那麼尖銳，隻是對鳴放中意見點頭或搖頭的人），進行全麵的反擊。可惜，馬寒冰同誌缺乏少安毋躁的精神，因英雄氣短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然的話，反右鬥爭開始的本身就是為他平反正名。
不久，我的這位小夥伴，就和我拉開了距離。她不再和我說話，並且常用探索的目光審視我。我敏感地察覺到這是一個不吉祥的信號。果然，“社教組”下達了叫我返回機關參加反右鬥爭的通令。我揣摸到厄運要降臨到我頭上了。這反而促使我丟掉了患得患失的情緒，去迎接命運的賜予。回到家裏的當晚，妻子告訴我，報社揪出來的右派已滿十員，我雖然尚未被定性，但是樓道裏已出現了關於我的大字報。
範瑾、周遊同誌：
我們非常奇怪，從維熙在文藝界放了那麼多的毒，為何叫他去搞“社教”，讓他逍遙法外？我們強烈要求把他揪回來，審查並批判他的右派言行……
後邊是一大串簽名，首簽的人是攝影組記者王一波。我理解群眾的心情，更理解領導小組的處境，但我不理解的是，簽名的人中間多數不但是我的同齡人，而且有些是我很要好的朋友。繼而，我連這點不理解也變成了理解，他們還不是怕受牽連而主動地劃清界限，並以此來向運動表態嗎？反右的鑼鼓敲響，知識分子人人自危，誰都怕陷入右派泥沼，因而並不太考慮該不該把某某人推上曆史的祭壇了。“出頭的椽子先爛”，我在報社算得上一根出頭椽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