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意料的是，我妻子張滬也被劃為右派分子。鳴放初期，她曾轉達過嶽丈對我的忠告，她一沒有寫小說，二沒有寫雜文，三沒有報道過“煽風點火”的文章，四沒有向黨提出什麼尖銳的意見。但她也劃為右派，而且定案在我之前。在我印象裏，她對鳴放並不熱心。她是跑高校的記者，白天匆匆忙忙去西郊采訪各大院校，晚上歸家照顧沒滿周歲的兒子。稍有閑暇，就打開那部被她翻爛了的《紅樓夢》。她酷愛《紅樓夢》，常常背誦幾句“夢”中詩句，並向我講述這部書的深厚藝術功力——因為我在年輕時不喜歡讀這部書。
也真是該著。那天，她去高校采訪歸來，穿過麻線胡同回報社時，一輛小臥車從她身旁風馳而過，輪下揚起滾滾黃塵（當時北京的許多條胡同，還沒有鋪柏油），使得她無法逃避黃塵洗麵之災。她回到報社文教組後，就仿照陶行知先生1929年的一首舊詩，在小黑板上謅下了這麼幾句：“大老倌坐小汽車，小老倌坐大汽車，沒車坐的——吃灰……”
這幾句歪詩，充其量不過是宣泄她對黃塵洗麵的不滿，盡管其中摻雜了少許黑色幽默和反差度很大的對比，並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含義在內。但是這幾句歪詩成了導火線，有人揭發張滬在黨內曾提出過“五一節搞大規模的遊行實屬勞民傷財”之類的意見，這些意見和黨外右派分子互相呼應。牛唇不對馬嘴的荒誕分析，居然成了法律，她很快被確定成右派分子。她十六歲時，就參加了上海地下黨，在國民黨瘋狂大逮捕、大屠殺時，她曾經奉地下黨之命，參加學生“反繳費運動”，被國民黨特務抓獲後，國民黨頭子看她個頭太小，實在不像個共黨分子，便脆脆地賞了她一記耳光，把她轟出了特刑廳。地下黨為了保護她，把她送往了蘇北解放區。這場災難使她很傷心，但她外表又極其冷靜，她照常挺胸走路，沒有其他右派分子身背十字架的負罪之感。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去廁所，在馬桶上仍然翻著《紅樓夢》，這一鏡頭被那位美術組裏惟一逃脫右派厄運的女畫家看在眼裏，在大樓樓道裏畫了她一幅漫畫，把她畫成一隻長著長長尾巴的狼，說她是死不認罪的右派。這下，可激怒了她，她氣憤地對我說：“我接受說理批判，可不接受這樣的侮辱，我要叫她把這張大字報撕了去。”
我生性懦弱，在風浪麵前更為膽怯，規勸她說：“咽下這口氣吧！這是政治運動！”
“她為什麼要侮辱我的人格？”
“也許是怕把她也劃進右派圈子，這是可以理解的。”我說，“這種心理狀態，和右派一樣可憐！”
“不是可憐，是可卑！”她高聲喊著。
她這種嫉惡如仇的性格，使她在漫長的改造歲月中吃了不少虧，這是後話。但在當時，我還沒有被定成右派，權衡利弊關係，她還是吞下了這口氣。但她屢屢向我表示，要把侮辱過她的人，記上一輩子！
我沒有她的傲骨，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日子裏，我隻希望像一隻被人遺忘了的土撥鼠那樣，在幽暗的洞穴裏躲過這場雷暴。但幻想終究取代不了現實，文藝界的泰鬥們首先被報刊點名了：艾青、丁玲、馮雪峰、鍾惦、江豐……接著，北國的神童作家劉紹棠以及南京“探索者”成員方之、陸文夫、高曉聲等被點名示眾。雖然報紙上尚未直呼他們為右派分子，但在批判文章中，已無一例外地去掉了“同誌”的稱呼。按照50年代的階級分析法，龐雜紛亂的大千世界隻有革命和反革命兩大營壘，“同誌”兩字是革命者神聖的標誌，去掉了“同誌”稱呼，當然就意味著是敵對分子了——對此，我感到不寒而栗。
文壇皆知，我和劉紹棠是孫犁的得意門生，又是性格相異但親密無間的文友，真是在劫難逃了。一天，領導報社反右鬥爭的五人小組成員之一、總編輯周遊同誌，約我去辦公室談話。我以為給我背上黑十字架，打入另冊的時候到了，因而心跳得如同擊鼓，遲疑著不想去推總編輯辦公室的門。
門開了。他嚴肅地坐在一張棕色的大寫字台後麵，麵色冷峻地對我說：“你最近怎麼樣？”
這句話問得很籠統，但我知道他所要問的是什麼，便回答說：“我正在考慮自己發表過的東西，是不是有……”
“應該這麼做。”他似乎在肯定我的想法，但是臉上並無讚許的表情，“盡量避免摔大跤子！”
是暗示？還是打招呼？我不禁暗自盤算起來。周遊原是延安魯藝的學員，打得一手好橋牌。他很愛才，我從郊區青龍橋小學調到報社，據說就是因為他讀了我發表在《文藝周刊》上的一篇小說，而打通了市教育局的關節，讓我來當編輯、記者的。1956年我寫長篇小說《南河春曉》時，是他批準的創作假；該年年底，我請求去北大荒深入生活，也是他破例地為我開的綠燈。當我請求當專業作家的報告遞到他案頭上時，他找我談話說：“你年紀太輕，經受的鍛煉還太少；專業創作的要求我支持，但是行政關係還留在報社吧！”因此，我成了惟一一個身在報社卻以文學創作為業的編輯、記者。既是報社寵兒，又是同輩人妒嫉的對象。我很敬重這位前輩，常常越級找他去聊天，那時他談笑風生，完全是一個寬厚長者。但此時他坐在寫字台後麵，卻冷若冰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