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團難以解釋的疑雲，在我心中徘徊。
紹棠來我家喝酒，我向他袒露心聲。他說，年齡和勇氣成反比，宗麟同誌由於年事已高，或許是到了多慮的歲數。
我說：“不會有什麼別的吧？”
紹棠善飲，幾杯白酒下肚之後，天之驕子的神態脫穎而出：“別的還有什麼？我們都是共產黨培養出來的青年作家，還能對黨懷有二心？該說就說，該寫就寫。比如，對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該提出修正意見。”
盡管對這番話我感到吃驚，但我理解紹棠。他十三歲開始發表作品，被譽為神童作家，他也常常以此而欣然自怡。有一次，在他送給我的書上，寫下這樣一段話：“十歲的神童，二十歲的才子，三十歲的庸人，四十歲的老而不死。”他以此自詡，還勉勵我為之奮進。他說出這番話來，不是挺符合他性格邏輯的嗎？
我很內疚，因為我沒有紹棠的銳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簡稱為《講話》）對於我來說是“圖騰”，我從沒有懷疑過它的科學性、正確性、綱領性。但是紹棠提出它是抗日戰爭時期指導文藝創作的綱領性文件，現在是到了重新審視它，在“普及與提高”中強調“提高”的時候了。
我很喜歡聽他的高談闊論，還欣賞他的博學，尤其喜歡他早期作品中洋溢出紙麵的才氣——盡管我年長他三歲。記得後來在團中央禮堂批判劉紹棠、從維熙、鄧友梅右派言行時，天津代表張學新曾說：從維熙是劉紹棠的影子。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不過，對他想對《講話》鳴放一下的意念，並沒有表態。他激發我鳴放意向，倒是另一課題。當時文壇正熱衷於討論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創作信條，我疑惑的支撐點是：本來我們就生活在社會主義的現實生活中，用現實主義的名稱就挺恰當，為什麼在“現實主義”前麵還要冠以“社會主義”的帽子呢？這會使作品政治大於形象，是導致公式化、概念化的總體外因。因而，當《北京文藝》的編輯來我家裏，讓我對文藝問題鳴放時，我提筆寫了一篇十分膚淺的論文《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幾點質疑》，以討論這個創作方法是否科學為軸心，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發表在該刊的4月號上。
是命運安排？還是天意的撮合？劉紹棠也在該刊4月號發表了《現實主義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發展》，一個質疑，一個變相否定，真是珠聯璧合。白紙黑字印在了刊物上，是抹不掉、摳不去的。其實，我寫這篇文章時既沒和紹棠打過招呼，他也沒有告訴過我。當時，正處在鳴放期間，每天報紙上的鳴放新聞以及各種小道消息已使人目不暇接。其間，惟一的一次電話聯係，是我受《北京日報》文藝組之托，約紹棠寫一篇鳴放的短文。因而，這兩篇文章刊在同期，純屬一種巧合。直到反右的鑼鼓敲響之後，在《北京文藝》刊出的批判我們兩文章的編前話中，我才管窺到這是編者有意導演的戲劇。編前話大意如下：我們是有意讓這兩株毒草出土的，隻有讓毒草出土，才易於辨別，繼而鋤之雲雲。對於批判我的端木蕻良同誌，我並不十分介意；對於“引蛇出洞”的陰謀，我非常惱火。稿子是你們來人約的，原來是為了張網捕雀。
網。誰能想到誘捕金絲雀的網呢？即使是中國最最聰慧的知識分子，也意識不到鳴放就是捕雀的誘餌。費孝通、周穀城、儲安平……一批閱曆和年齡大我們幾輪的知識分子，都在鳴放，我們這些吃新中國乳漿長成的“小蘿卜頭”，能有什麼醒覺呢？
記得，當時中宣部辦公地點在沙灘紅樓（五四運動發源地），有一天周揚同誌在中宣部召集在京的青年作家開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王願堅、陸柱國、西虹、劉紹棠、鄧友梅、高延昌、趙堅、邵燕祥、李希凡、藍翎等約二十位青年作家。議題很快轉到了文學創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問題上。
我這個平時默默寡言並有著說話口訥毛病的人，不知是五四運動中那些先驅的亡靈在我身上注入了熱情，還是會上的鳴放氣氛感染了我，我從後排的椅子上鬥膽地站了起來，居然向周揚同誌提出了意見。我說：“文學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問題，作者當然有責任，而我們的指導理論，似乎責任更大。周揚同誌，您一會兒倡導學英雄人物，一會兒又倡導寫矛盾衝突，就是沒有涉及作品反映生活真實問題。”接著，我為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唱了讚歌。
會場愕然。原因有倆：一是會上有的作家意見盡管尖銳，但還沒有直呼周揚同誌之名；二是這些話如果出自於劉紹棠之口，也許沒有人感到奇怪，而出自於我這個坐在後排椅子上的從維熙之口，則使人感到驚奇。就連我自己也好像不相信剛才這段話是我自己講的。
我沉默地擦著頭皮上的汗珠時，坐在我身旁的好友藍翎，向我耳語說：“蔫人出豹子！”是褒？是貶？我臉紅心跳，甚至後悔剛才的莽撞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