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垂下頭。我捂上臉。
我不敢走出會場，也不能再探頭下望。但耳朵裏傾聽的不再是那些義憤的討伐之詞，而在用全部神思傾聽樓下街道上的嘈雜聲音。
我希望他還活著。我希望他僅僅跌斷了雙腿。
但是，我聽到有人在樓下呼喊：“這個家夥為右派分子殉葬了！”
（《走向混沌》第一部問世後，戚學毅之侄曾從浙江寫信給我，對我能披露其叔在1957年之舉表示敬意。同時，他言及其叔之死，不僅僅是“士為知己者死”，其更主要的內涵，是對1957年反右——整肅知識分子的抗議。）
我是個很懦弱的人，又在文學創作上充滿自卑。文聯開會，多坐在犄角上；單位組織去香山旅遊，我永遠坐汽車的最後排。我覺得同代的青年作家都比我有才氣，因而常常是沉默寡言。我喜歡音樂，但不會跳舞。然而1957年的強台風，硬是使我像樹葉跌進旋渦，並在這個舞池中旋轉起來。
維熙：
你何日歸京？
50年代第七個春天，將是文藝的璀璨季節。毛主席明確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我們的文學藝術，或許能進入一個繁榮鼎盛的年代……
信，是文友劉紹棠寫來的。記得，當北大荒的信使把這封信交到我手裏時，我正在荒地上和北京墾荒隊的李淑香聊天。我迷戀北國，尤其喜歡那冰鋪雪蓋的寒冬，因而在1956年秋和1957年初，兩次奔赴銀裝素裹的千裏荒原。第二次奔赴北大荒時，我的小兒子從眾剛剛滿月，我親了親他毛茸茸的額頭，就踏上了北上的列車。
到底是紹棠信中喜訊的“蠱惑”，刺激了我南返的意念？還是夢中小從眾的笑靨，勾起了我的鄉思？至今已無法梳理清晰。反正，在隆隆的車輪聲中，我返回北京來了。離開荒地時，木柈子和草辮子搭起的低矮房簷上，冰錐開始融化，但藍瓦瓦的晴空上，還看不見天鵝和鴻雁北歸的影子。車老板（我已回憶不起他的姓名）搖著大皮鞭子，一輛四掛套的馬車送我到了邊陲小鎮鳳翔。
歸來不久，就在北京市委大廳聽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錄音講話，那是一篇充滿了民主精神的講話（與後來收到選集中的講話文稿，有著相當大的差距），知識分子莫不為之雀躍歡呼。
回家後，我向妻子張滬（《北京日報》記者）轉達講話內容，她卻給我潑了一瓢冷水：“你們搞文學的人最愛感情衝動。”
“講話確實是劃時代的嘛！”我辯解著。
“鳴和放似乎還不是目的。”她說。
“當然。目的是向科學進軍，加速新中國的建設速度。”
“你還是不要那麼狂熱吧！”
她是理智型的人。我隻當這是她的判斷，因而並沒在意。但是，她又鄭重地提示我：“這是我爸爸叫我轉告你的。”
這對我說來深感突然。嶽丈張宗麟是1927年的老黨員，在白色恐怖中丟了黨的關係。他是陶行知的得意門生之一，為了振興幼兒教育事業，大學畢業後舍棄了有優厚待遇的工作，主動去當了幼兒園的男“阿姨”。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創舉。30年代中國第一次編輯《魯迅文集》時他任經理，他摯愛中華民族，並獻身於中華民族。30年代，藍衣社的特務對他下達了追捕令，他逃亡革命聖地延安，重新入黨，任北方大學文教學院院長。這樣一位老布爾什維克，難道對毛主席的講話持有異議？
“爸爸經曆過1942年的整風。”她說。
“1942年整風和1957年鳴放有什麼關係？”
“爸爸沒說清楚，反正你謹言慎行就是了。”她重複了剛才對我的告誡。
我很惶惑。當時我是個心中無邪的純潔青年，像許多50年代的年輕人那樣，把毛澤東當成偶像崇敬。新中國剛剛成立後不久的一個國慶節，我戴著校徽，和同學們一起，淩晨三點就到指定地點——南長街集合，等待通過天安門時接受毛主席的檢閱。在那一瞬間到來的時刻，我高呼著“萬歲”、“萬萬歲”，激動得淚水橫流，直到遊行隊伍已過了三座門（當時尚未拆除），我還在深情地回首翹望。
在我印象中，嶽丈張宗麟是一個有獨特見解的人。比如：在我和張滬的結合上，他就贏得了我的敬重。我是個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而她卻是在1946年——十六歲就參加了上海地下黨的共產黨員。她爸爸奔赴延安，她媽媽在上海地下黨工作，她弟弟從上海被送往新四軍，也參加了共產黨。而我是白丁，不，我是黑丁——因為我和她的出身在50年代不能同日而語。但是張宗麟積極支持了我和她的結合，這對當時的世俗觀念，是一束強烈逆光。在1955年11月12日的結婚儀式上，他說：“小從誠實內向，是事業型的青年；阿滬重理性思維，獨立意識很濃重。希望你們結婚後互相幫助，有所作為。”老人通篇祝詞沒有套話，沒有說教，這使我對老人更為敬重。這麼一位前輩長者，怎麼會對我提出這般的告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