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孫科炎先生邀請我為他的組織決策心理學著作《》一書作序，這讓我誠惶誠恐，甚至有點束手無策之感。因為組織管理心理學或企業管理實踐雖屬於社會心理學的應用領域，但並非我的研究特長。抱著“無知者無畏”的態度拜讀了書稿後，我卻非常感謝作者邀請我做這件事。說起來，這其中也有原委。
我始終認為，心理學的發展動力源於時代與社會需求。心理學研究應該為人類所麵臨的各種現實問題服務，為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服務，為朝氣蓬勃、生龍活虎的社會實踐服務。
我也始終相信，心理學的話語權，源於心理學為社會文明進步服務的數量和質量；心理學的發展空間，源於心理學為社會經濟建設服務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突破。
簡而言之，心理學要關注具體的實踐，要能夠指導、解決實踐層麵的問題。《》一書正是從這個角度展開的，這是我對本書的一點體認，也是我欣然應允作序推薦的一個主要原因。
就我個人的膚淺認識而言，組織決策，乃至組織管理的各類活動，都是與人的心理活動、心智活動緊密相關的，因而心理學研究，特別是社會心理學在這個過程中理應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例如，如何突
出社會心理因素在經營與組織管理中的特色與優勢，深入揭示組織活動中人的微觀心理機製，以及社會心理學原理在組織決策與組織管理中的作用等，這些都是心理學與管理學共同關注的課題。
但是，中國企業管理界人士真正嚴肅地認識到心理學的意義並投以熱切關注，這是最近幾年裏才開始的。在過去數十年時間裏，心理學與管理學之間始終存在著一條鴻溝。溝的兩邊分別站著“形而上”的心理學家和“形而下”的管理實踐者。
這是學科細分化的不良後果。美國聯邦儲備局前任主席格裏斯潘曾經不止一次地說過“所謂新經濟學就是心理學”。單就本書主題“經營決策”來說，現在似乎出現了這樣一種趨勢：隨著信息化技術的廣泛應用，決策已演變為一種基於數據分析的邏輯決策過程，人們隻相信從信息和數據中得來的“事實”，而忽視了個人對信息的判斷和加工過程，這便陷入了一個誤區：人是一架最可靠的“機器”，或者說人是一架沒有心智活動的“機器”。
實際上，任何決策活動都必然包括兩部分內容，一是外部的信息、數據，二是個人對信息的判斷和加工過程。作者在本書中將“信息的判斷和加工過程”稱之為心智活動過程，我認為是恰當的。但我要強調的是，個體在決策時的心智活動過程，與外部的信息、數據一樣，也是客觀的、真實存在的。
承認心智活動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就要求我們不能將決策或者各類實踐活動片麵的物化，就要求我們深入了解人的心智活動過程，並用科學的方法對此加以改造，進而充分地發揮心智上的主觀能動性。一個高明的決策者和一個低劣的決策者，其差異正是在於各自的心智能動性。人不但要認識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為“自然界立法”。
凡此種種表明，決策活動是客觀環境與個體心智互動的結果，客觀環境是一個變量，個體心智也是一個變量，兩者相互作用的結果決定了事物朝向更好（或者更壞）的方向發展。因此，如果我們要學會有效地決策，就有必要采用係統綜合的方法來審視二者之間的交互關係，既求自知，也求知物。
誠如作者所言，當下中國企業管理者所麵臨的經營環境已經越來越複雜，並呈現出一種非確定性的特征。而越是非確定的環境、複雜的變化，決策活動就越容易失去可衡量的、確定的標準。所以，管理者會發現，企業當前所麵臨的大部分決策不是在“這是對的，那是錯的”之間，而是在“這可能是對的，那可能是錯的”之間作出選擇。
在這種決策標準不可衡量、是非對錯模糊的情況下，個人心智對決策結果的影響也就越大。2002年，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就因“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可能是當下很多企業管理者關注個體決策心智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我認為多數讀者會喜歡本書的原因所在。
特別是本書從實踐活動出發，對心智活動與企業決策實踐的交互關係進行了研究，並對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進行針對性的解讀——這是一個新的研究視角，一個新的理論生長點。既是本書的主要特色，也是其主要價值所在。對此，聰明的讀者自有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