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目主持人與主持人節目的發展趨向〖H〗
〖H〗〖02，+30mm。122mm,〗〖H〗從1980年誕生第一位節目主持人至今，中國節目主持人的發展走過了27個年頭，在2006年9月由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主持人專業委員會主辦的“25年25星”評選中誕生了25位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的優秀節目主持人。這些人中既有年歲已高的沈力、陳鐸，也有正年富力強的水均益、王誌、白岩鬆、崔永元、楊瀾、張越、袁鳴等，更有深受年輕一代喜歡的汪涵，等等，主持人發展的階梯層次已經出現，這也反映出了受眾的成熟程度正日益提高。
但是，更需要麵對和正視的事實是：我國主持人的整體水平仍不理想，迫切需要進一步提高。這也是本章著重探討的話題。
〖2〗第一節主持人素質與節目現狀
中國觀眾對當前電視節目普遍不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對主持人的表現不滿。目前，主持人隊伍普遍年輕化、低學曆和缺乏專業基本知識和基礎訓練已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一些播音專業剛剛畢業的年輕人，沒有任何媒體從業經曆，就坐在了新聞主播的位置上“指點江山”、“揮斥方遒”，真讓人有些啼笑皆非。而有的節目主持人就是編導手中的一個“棋子”，一個“道具”，隻要能夠裝模作樣拿著稿子讀出來或背出來就行，根本就沒有領會其中的含義，更不用說有自己的思想。這些節目主持人的設置已嚴重損害了節目的質量，降低了節目整體的收視率，甚至有觀眾隻要一看到主持人出現就馬上換台，主持人一消失又重新回到該節目繼續收看，也就是說，主持人非但沒有增強節目的傳播效果，反而破壞了節目的整體性和係統性，那麼，這樣的節目主持人又有何用？
因此，筆者以為，主持人對節目的作用其實猶如一把雙刃劍。他/她可以為節目加分，成為人們收視的主要亮點，但也可能成為節目最致命的弱點，成為人們拒絕收看的直接原因，因為討厭主持人而討厭節目的觀眾不在少數，尤其對那些以自我為中心的節目主持人。他們往往政策水平低、文化素質差、知識麵狹窄、風格不突出、職業道德水準不高，唯一的“優點”是看不到自己的缺點而常常自以為是。在目前中國，優秀的節目主持人還是少數，大量的節目主持人無風格無個性，更有部分節目主持人在專業上還談不上合格，可以說，主持人整體水平的低下已直接影響廣播電視業的發展。那麼，是怎樣的素質導致了如此的現狀，又是什麼樣的素質要求可能提升節目的質量呢？
〖3〗一、主持人的文化素質是提升節目質量的基礎
什麼是“素質”？《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完成某類活動所必須的基本條件”。那麼，對主持人來說，完成主持活動所必須的基本條件應該是什麼呢?筆者以為，文化本身就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人們普遍的社會習慣，如衣食住行、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行為規範等都能體現出一個人文化素質的高低。
對主持人而言，文化素質首先體現為主持人在主持節目中所表現出來的知識的深度和廣度，主持是一種較為特殊的職業，它要求主持人不僅具有紮實的知識功底(深度)，同時還需要全麵的知識構架(廣度)。一個擁有淵博知識的節目主持人，通常不會在節目中犯一些低級的常識性錯誤。有人辯解此為主持人的口誤。其實不然，我們發現，某些文化素質比較差的主持人發生此類“口誤”就特別多，而且自身往往沒有任何發覺。但知識比較全麵的節目主持人更加自信，心理也會較為成熟，通常能夠靈活從容地應對直播中可能發生的某些情況，反而使節目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當前中國廣電媒體中，普遍存在節目主持人文化素質低的現象，這些人中有中國老一批播音員，也有轉型過來的影視或體育明星，他們原來的底子就差，年輕時又缺乏必要的知識訓練，而在主持崗位上又不擅長繼續學習有關的文化知識，沒有及時地吸收文化營養，從而使他們不能站在較高的文化層麵去分析社會問題，把握當代精神，對社會、人生和文化的理解缺乏深度，而是熱衷於迎合世俗社會中消極、頹廢、庸俗的東西，缺乏文化前瞻性和文化批判精神，更少有文化創新意識。這種傾向在節目中的流露比比皆是，比如說有些節目主持人熱衷於“港台腔”，其實會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也要帶出一些港台味以顯示自己的時尚、緊隨潮流等，其實這恰恰是文化素質低下的表現，他們自身往往缺乏對時尚和流行的判斷，一味地模仿更助長了青少年的盲目跟風，現在很多年輕人港台味十足，與媒體中主持人的表現不無關係。
節目質量的提升包含很多元素，其中，主持人較高的文化素質是一個基本保證，這是因為，首先，優秀的節目策劃最終需要依靠主持人在節目的每個環節中得以展現，我們也不難看到，雖然有些節目的創意非常好，但因為主持人糟糕的表現，尤其是主持人在節目中某些“弱智”的體現，完全掩蓋了節目的風采；其次，節目中所要表達的人文主義精神同樣需要主持人的提煉，而一個沒有很好文化素養的節目主持人是不可能對節目的人文主義表現作出貢獻的，就如有主持人提問一個剛剛失去女兒的母親她此時此刻的感受如何，這樣的節目何談人文？這樣的主持人又怎能獲得觀眾真心的喜歡？
主持人的文化素養在節目的每一個環節中都會得到展現，它體現在主持人的一言一行中，如崔永元的“崔氏幽默”、白岩鬆的“冷峻”表情、楊瀾“咄咄逼人”的發問、魯豫從容的“傾聽”、王誌的“質疑”、柴靜的“柔情”、方宏進的“理性”、張越的“感性”，所有這些節目主持人都以其良好的文化素養解讀自身對事物的理解，對社會的認識，對人生的感悟，他們通過節目向廣大觀眾傳遞有用的信息、好看的新聞、感人的故事、悲喜的人生。他們的文化素養，成為節目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完全融入節目的內容，並以恰當的形式得以表現。
而文化素質差的節目主持人在節目中往往表現平庸，缺乏創造力，一味地模仿他人，沒有自己的獨創風格，更談不上獨立品格。他們表麵上也許還能夠誇誇其談，貌似真實自然，超然物外，實則思想膚淺，嘩眾取寵，根本沒有任何真知灼見。目前，許多節目主持人的文化素質實在令人擔憂，表現在節目中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對中國傳統文化知之甚少，對中國曆史漠不關心，比如某台灣節目主持人在參加綜藝節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時，主持人吳宗憲提問“抗日戰爭打了幾年”，這位主持人先回答是“11年嗎？”在得知答案以後，又補充說：“才8年而已啊？”而當得知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殘忍殺害我40萬同胞時，她的反應居然是：“才40萬？”對曆史的無知和冷漠極大傷害了觀眾的情感，一個連基本的曆史常識都不了解的節目主持人，連最起碼的是非觀念都不存在的節目主持人，真不知道她是怎樣成長起來的？可以想見，這樣的節目主持人怎能叫人信服？
第二，缺乏對當前時尚潮流進行價值判斷的意識，在流行文化麵前沒有任何辨別力和批判的精神，隻是一味地崇尚和追捧。不少節目主持人唯恐跟不上時尚流行的步伐，盲目模仿國外和港台節目主持人的語言表達方式，摹仿其語氣和用語習慣，不知不覺間就把不符合中華民族優良傳統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價值理念、人生追求等潛移默化地傳遞給受眾。(李鳳輝：《廣播電視語言傳播時尚意識的價值偏向》，《現代傳播》2005年，第3期。)這些節目主持人往往打扮怪誕，動作誇張，語言浮泛，媚俗是他們最典型的表征，為了迎合某些觀眾和提高收視率，他們在節目中挖掘名人軼事，明星秘聞，窺視個人隱私，生活細節，不惜擴大個人恩怨，愛恨糾纏，更是渲染奢靡生活，崇尚消費至上等等，因為文化素質低下，這些主持人甚至對自己的表現還頗自以為是，得意洋洋，以為自己是流行文化的先鋒，時尚潮流的代言人，殊不知，正是這些不知天高地厚孰重孰輕的節目主持人給正在成長的青少年帶來極差的影響。
許多節目主持人憑借靚麗的外形和伶牙俐齒的表達就能迅速竄紅，受眾的不成熟和主持人培養機製、選拔體係的不健全都是主要的原因，但我們放眼未來應該認識到，缺乏思想的腦袋終究難以支撐長久，節目主持人不應該以媚俗迎合觀眾，而要以自身的獨立品格、獨立精神來影響觀眾，事實證明，這樣的節目主持人才會擁有長久的魅力和頑強的生命力。
〖3〗二、主持人的專業素質是實現節目定位的關鍵
什麼是主持人的專業素質？筆者以為，它包括兩方麵的含義：第一是作為媒介代言人的主持人應該具備新聞傳播專業的基本素質，即他們應具備最起碼的采寫編評的能力，有較強的受眾意識；第二為主持人應該擁有與所主持節目相關的專業素質，比如說財經類節目主持人應多了解金融專業知識，體育類節目主持人更應該具備先進的體育運動理念，新聞評論類節目主持人要有全麵的政治思想素質，綜藝類節目主持人要有文化藝術方麵的知識和素養，可以說，主持同樣是一個專業性程度較高的職業。今天，觀眾對節目的專業性要求越來越高，無法容忍一個主持人在節目中表現出的對專業的無知。
但是，我們不得不正視另一個問題——全球媒介的娛樂化傾向，當專業性遭遇娛樂化，當嚴肅遭遇玩笑，當正直遭遇調侃，我們的主持人該如何運用自身的專業素質抵製洪水猛獸般的娛樂浪潮？當一個嚴肅的《百家講堂》節目都開始出現“周瑜帥不帥，孔明會唱卡拉OK，關羽是愛神”這樣的“嬉皮”的現代語言來論三國英雄時，其所有節目的專業性、嚴肅性、權威性似乎都岌岌可危。
傳媒娛樂化使嚴肅、權威、專業逐漸消解，最初還僅僅體現為“報紙電台電視台娛樂性內容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新聞節目(版麵)受到擠壓，而且新聞節目本身的娛樂性越來越多，連嚴肅新聞也竭力用娛樂性來包裝”(李良榮：《當代世界新聞事業》，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頁。)，“最終則發展到把距離娛樂性最遠的那部分媒介內容——新聞，向娛樂強行拉近，使新聞與娛樂之間的界限變得日益模糊”(林暉：《市場經濟與新聞娛樂化》，《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年3月。)。不僅如此，更多嚴肅性節目都向娛樂靠近，否則就有生存的危機，在全麵娛樂化的進程中，主持人做了巨大的妥協，同時也使後來者對節目的權威性和專業性不再崇拜。
客觀地說，節目的娛樂化傾向確實使主持人的專業素質急劇下降，尤其是許多年輕的節目主持人不再把專業素質的提高作為當務之急。他們越來越認為隻有娛樂化，隻有搞笑、無厘頭、有趣才是提高收視率的有效途徑。因此，在我們的節目中，主持人專業學識越來越低下，娛樂天分卻越來越高，節目的專業程度越來越低，娛樂成分卻越來越多。這就不難理解，像易中天這樣的學者在主持《百家講堂》時都會以“績優股、垃圾股”來形容古人，竭力從嚴肅的曆史事件中挖掘其娛樂價值。同時在表現形式上，強調故事性、情節性，適度加入了人情味因素，加強了貼近性，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強化事件的戲劇懸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麵，走故事化和文學化道路，而在這個過程中，專業性是被唯一消解的元素，麵對大眾，越來越多的主持人開始逃離專業化的道路，而在娛樂的路上行進。
雖然，目前電視節目的專業化程度和主持人的專業素質令人擔憂，雖然，娛樂的大潮還在瘋狂地淹沒那些嚴肅節目，但有識之士已經看到，專業性程度高的節目正在以另一種方式影響著那些有影響力的觀眾。
一檔節目的定位包括三方麵，即給人看什麼，給什麼人看，怎麼給人看。一個節目在被觀看的過程中，主持人始終是一個被關注的焦點，或許可以這樣說，那些媒介希望被傳播的內容正是通過主持人這樣一種特殊的形式傳達出來的，此時作為中介身份的主持人正是實現節目內容成功傳播的最好途徑。那麼，主持人如何傳播，怎樣傳播才能夠使節目效果最大化呢？
首先，主持人要善於利用自身的專業素質深入淺出地解讀內容，對某一類專業知識的信息占有要遠遠大於觀眾，這樣才能遊刃有餘，收放自如。筆者經常看到有些節目主持人在采訪某些領域的專家時，所提的問題完全顯示出自己對這一領域的一無所知，這種大膽的行為真令人“毛骨悚然”，不僅被訪對象感到根本無法與之對話，電視機前的觀眾更認為主持人簡直是在愚弄觀眾，因為他把觀眾看得比自己還無知。
當然，現在這種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比如主持法製節目的主持人撒貝寧、主持國際新聞的水均益，等等，其專業素質都是有口皆碑的。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學院的撒貝寧，以其豐富的專業知識使《今日說法》迅速成為觀眾喜歡的一個節目，而他自己也說過類似這樣的話：“要做一個非常權威的法製節目主持人，能夠在跟專家的對話中，把專家精辟的見解、最精彩的論點用觀眾最能接受的方式表述出來。我覺得自己應該成為這樣專業、權威的傳播者。”當然，信息占有是一個方麵，另一方麵，主持人還應該善於把專業信息轉化為老百姓能夠聽懂能夠理解的生動語言，比如說如何把單調的財經數字，晦澀難懂的專業術語賦予人情味，並力求使之具有文化性和藝術性。這就需要主持人不僅要具備過硬的專業水平，還必須具有廣博的文化知識。
其次，主持人還應該善於引導觀眾，並能夠提升觀眾在某些領域的專業水平。比如說，法製節目就應該帶給觀眾更多人與法的知識，而通過觀看財經節目的觀眾能獲得投資理財的成熟理念，主持人不僅善於運用電視手段解讀政策法規，而且還能夠給觀眾帶去更理性、更專業的知識和信息。從這個層麵上來講，主持人要像學者，有著深刻的思維能力，對所報道的事實有獨到見解，能從新聞報道中開掘那些尚未開掘的思路，解決那些尚未解決的問題，道出新聞的價值、意義，揭示出客觀事物的本質、與其他事物的相互關係及其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等。主持人要更像專家，能夠從專業的視角，專業的高度，對事物發展的方向做出理性分析。
主持人專業素質的高低決定了節目的專業化程度，同時也是形成其個性化傳播的基礎。
〖3〗三、主持人的職業素養最終影響節目的傳播效果
國家廣電總局在2004年頒布了《中國廣播電視播音員主持人職業道德準則》，其中第一條指出：“廣播電視播音員主持人所從事的事業，擔負著傳播先進文化，弘揚民族精神，維護國家利益,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推動人類文明的崇高使命和社會責任。”嚴格來說，作為媒介意誌體現者的節目主持人在傳播過程中所承擔的責任是重大而艱辛的，而是否能實現如上所述的傳播目的，關鍵還在於主持人是如何看待和準確理解自身的社會角色。
社會角色是指與人們的某種社會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權利、義務的規範與行為模式，它是人們對具有某種特定身份的人的行為期望，是構成社會群體或組織的基礎。主持人作為媒介代言人，其社會角色的內涵和意義不言而喻，它代表的是媒介的觀點和立場，展示的是作為大眾媒介的社會功能和責任。主持人隻有對自身的社會角色有充分的認知，才能準確地把握個性張揚和媒介責任之間的關係，才能把握作為媒介代言人的主持人和作為個人的“自己”之間的微妙關係。
目前，在許多節目主持人中普遍存在著一個問題：即將個人化言說當成了個性化表達，尤其是當前十分火爆的電視民生節目。而這種錯位已經成為此類節目成長的重要障礙。正確的個性化表達，應當是節目主持人在適合媒體傳播語境的基礎上，同時又能充分展示個人經驗特長、性格愛好的言語表述。這些表述涉及的觀點可以是主持人的個人觀點，但前提是要“適合電視傳播語境”。這一“語境”應既包括國家宏觀的文化傳播製度，又有中觀的媒體性質與職業要求，還有微觀的欄目宗旨。因此，從偶像性的個人化表述變成中立、客觀、第三者的具有“個性化”的表述，是主持人應該著力解決的問題。(魏南江：《主持人：個性化表達＝個人化言說》，《新聞記者》2006年，第8期。)說得簡單一點，主持人的表達應該是建立在合適的傳播語境上帶有個性色彩的社會性表述。在這裏，我們始終強調的一點，即主持人的社會角色意識。
主持人的職業素養建立在主持人對自身社會角色認知的基礎之上，它指的是作為媒介代言人、媒介把關人的主持人應該遵守和維護的一係列行為規範、準則和職業道德。傳播者在依照社會期望去履行其義務、行使其權力時，實際上就是在扮演著一定的社會角色，節目主持人、記者、編輯、導播等都是職業傳播者。(邵培仁：《傳播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頁。)職業傳播者的特點之一就是具有代表性，即代表一定的傳播部門、傳播組織、政黨和階級進行新聞傳播活動。(邵培仁：《傳播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頁。)麥奎爾等人也在《大眾傳播模式論》中指出：“……發送者與接受者之間關係的非人格性；發送者與接受者之間關係的不平衡性；發送者與接受者之間製度化安排的介入。”(〔英〕丹尼斯·麥奎爾、斯文·溫德爾：《大眾傳播模式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7頁。)也就是說，傳播者的角色也許是製度化安排的，他們被賦予一種社會責任，承擔著向社會大眾傳播信息的重大任務。(邵誌擇：《新聞學概論》，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頁。)因此，新聞傳播者不僅要對新聞媒介的崇高威望和自己的崇高稱號負責，而且要對信息公開傳播後在社會上所產生的結果負責(社會“公器”作用)。
良好的職業素養，體現為主持人懷有強烈的受眾意識，站在客觀、公正、科學的立場，對所發生的新聞事實進行傳播和解讀，在這個過程中，主持人應以親切、平和、平等的姿態和受眾進行溝通，而不是以咄咄逼人的氣勢、高高在上的姿態“征服”受眾——筆者把這樣的主持稱之為“暴力主持”。如杭州某電台有一檔夜間談話節目，內容主要涉及性教育、兩性關係、家庭情感等，主持人往往是對著麥克風一通咆哮，卻很少與聽眾進行平和而深入的交流，在掛斷電話之後，還會指責聽眾一番。主持風格簡單、強悍、粗暴，完全不把聽眾當作一個溝通對象，而是其發泄憤怒的一個“受氣筒”。雖然，由於其另類的主持風格吸引了部分聽眾，取得了較高的收聽率，但從另一個更重要的層麵上直接損害了傳播者的職業形象。
良好的職業素養，體現為主持人能以受眾為本，尊重受眾，在做好服務工作的同時，尤其重視節目的社會功能和輿論導向。受眾是信息傳播的“目的地”，是信息傳播鏈條的一個重要的環節。受眾又是傳播效果的“顯示器”，是職業傳播者是否夠格的評判者。沒有受眾的反應和評價，就不能真正地了解大眾傳播媒介的效能和效率。(邵培仁：《傳播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頁。)因此，無論是主持人還是媒體幕後從業人員，都應該給予受眾以充分重視和尊重，傾聽他們的聲音，了解他們的需求，為他們發揮好媒體的服務功能。同時，在保持個性特色的同時要注意語言規範，把握好個性張揚的度，給受眾以正確的引導，擔負起“社會公器”的責任。在一個崇尚個性的時代，在眾多中規中矩的節目中，雖然個性的聲音值得觀眾期待和欣賞，但更要引起注意的是，作為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載體的新聞傳播者，在張揚個性的同時一定不能忘記其職業身份，不能圖一時之爽而毀節目於一旦，作為一個職業傳播者，主持人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媒介立場和觀點，因此，要本著盡可能對公眾負責的義務，在“社會公器”層麵發揮積極的作用。
〖(2+1〗第二節從受眾訴求看節目主持人與主持人節目的
未來發展〖)〗受眾(audience)是指大眾傳播所麵對發言的無名個體與群體，(〔美〕約翰·菲斯克等著，李彬譯注：《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第二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頁。)它不僅僅是大眾傳播效果的核心概念和考察效果的基點與立足點，而且由媒介、社會與人的複雜關係建構起來的大眾傳播理論中，受眾是一切問題的交叉點，因此，理解受眾就是理解大眾傳播學的核心問題，就是理解在媒介化社會中被社會化的我們。(〔英〕羅傑·迪金森等編,單波譯：《受眾研究讀本》，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
作為具有社會屬性的人類群體，個人同社會以及其他社會成員存在緊密聯係，為了排遣孤獨和寂寞，與他人進行溝通，就需要獲得可與他人相互分享的社會經驗。
較早從事受眾研究的卡茨(E.Kaz)指出，作為一個社會成員，受眾需要與外界保持緊密的信息溝通，使自己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斷和行為，而大眾傳媒是受眾獲取外界信息最重要和最便利的渠道之一。(周愛群,胡翼青：《受眾研究的理論與實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頁。)因此大眾傳媒必須發揮聯係個人和社會的重要功能。於是新聞業所運用的那些傳播媒介的極端重要性一望便知，因為它們報道各種情況，使人們能夠理解他人的態度和經驗。(〔美〕喬治·H.米德著，趙月瑟譯：《心靈、自我與社會》，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版，第200－201頁。)
1974年，E.卡茨在其著作《個人對大眾傳播的使用》中首先提出“使用與滿足”理論，他將媒介接觸行為概括為一種對媒介功能主義的滿足：(1)需求的社會心理根源；(2)需求製造了對(3)大眾傳播媒介或其他消息的來源的(4)期待，而期待又導致(5)不同的媒介接觸行為(或參與其他活動)，從而出現(6)需求和(7)其他結果，很有可能是預想不到的結果。(Kazeal,1974：20)。